美国对华人权双重标准的范式建构与中国应对

摘 要：长期以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有关国家将人权问题政治化，对国际道义体系进行充满偏见与歧视的建构，对世界人权实践、保障范式奉行双重标准。冷战结束后，美国将人权斗争的主要矛头指向中国：无视中国人权事业发展进步的客观事实，整体性妖魔化中国的人权状况和人权保障范式；无视甚至竭力掩盖、粉饰自身及西方有关国家在人权领域的重大问题。在对华人权双重标准的范式建构中，美国这一超级大国利用强大的软硬力量不断巩固自身的霸权地位；作为区域强国的西方有关国家独自或协同超级大国刻意曲解和“双标”对待国际道义和准则。强力遏制中国崛起，护持美国的全球霸权和既得利益，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有关国家妖魔化中国人权保障事业的最根本动因。美国对歧视、歪曲中国人权保障进步和人权保障范式存在着强烈的“霸权冲动”和国际政治内生性，严重毁损人权保障和人权道义体系的公允性和客观性。应对美国对华人权双重标准，我国要不断增强综合国力，提升硬实力；深入研究如何在大国博弈语境下有效地提升国际话语权等软实力。

关键词：人权；双重标准；权力架构；霸权理论；话语权；大国博弈

中图分类号：D6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3378（2020）02-0086-09

作者简介：于镭，聊城大学太平洋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教授，北京外国语大学客座教授。

一、问题的提出

2020年3月11日，美国国务院发布的“2019年国别人权报告”将污水再次泼向中国，重点重复了对中国政府新疆政策的攻击［1］。美国以自身对人权的狭隘理解为框架，以称霸全球的核心利益为标尺，将人权作为霸权工具，密集出台涉疆、涉藏、涉港法案，无端指责中国人权状况，粗暴干涉中国内政。美国将人权问题政治化，借全球霸权对国际道义体系进行充满偏见与歧视的建构，对世界人权实践、保障范式及评判机制设置双重标准。自美国全球霸权体系（Pax Americana，美国和西方自称为“自由体系”）确立以来，其历届政府以人权为借口，以全球政治、经济、军事和话语霸权为工具，向诸多非西方国家和地区持续施压，企图颠覆对美“不友好”的政治制度、异质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以及对美国全球霸权“具有威胁性和挑战性”的国家和政权［2］。美国在人权领域的话语霸权和人权保障评判范式的双重标准成为妖魔化所谓“威胁者”和“挑战者”的工具，是护持自身霸权特别是国际政治霸权的武器［3］。

国际政治现实主义大师摩根索（Morgenthau）认为：“国际政治如同所有的政治一样都是对权力的争夺。”［4］国际政治中的权力包括人权的话语权。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权状况发生了根本性改善。但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有关国家出于地缘政治、异质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竞争的目的，利用其掌控的国际政治和人权话语霸权矮化、丑化、妖魔化中国的国际形象，企图在国际社会达到孤立和遏制中国的目的。对中国和其他非西方国家的人权和人权保障范式奉行歧视性的双重标准，以护持美国的全球霸权，严重毁损人权保障和人权道义体系的公允性和客观性。自改革开放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数以亿计的贫困人口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而实现脱贫。联合国和不带偏见的国际机构、人士均承认这是世界人权史上最了不起的成就之一［5］。在保障普通民众的生存权和发展权的同时，中国大力推进法治建设，依法保障公民的权利。在中国人权状况不断向好之际，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有关国家不仅对中国在人权领域的重大进步视而不见，反而变本加厉地攻击中国的人权状况和人权保障［6］。

当前，关于美国对华人权的议题，学界分析美、英等国人权报告中对华评价［7］，或把人权话题列入美国涉华议题中讨论居多［8］，而结合国际政治理论研究较少。本文以西方国际政治的权力架构理论和美国霸权理论为基础，探究美国对华人权双重标准的范式建构和中国应对。本文认为，美国等西方有关国家对歧视、歪曲中国人权保障进步和人权保障范式存在着国际政治内生性，不为西方政治领导人的个人好恶所左右。基于理论与实证分析，本文判断随着中国继续全方位快速发展，美国在人权领域对中国的妖魔化势将加剧，并对此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言。#p#分页标题#e#

二、美国对华人权双重标准的主要表现

冷战结束后，美国将人权斗争的主要矛头指向中国。除个别年份因特殊政治考量外（如2001年，小布什因发动反恐战争需要中国的支持），美国连续多年将中国列入世界人权状况“最恶劣”的国家，并连续11次在日内瓦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提出中国人权议案［9］。出于政治和战略目的，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政府机构及其主导的人权组织总是将中国列为最主要的攻击目标。此举引起国际社会广泛注意。美国《康奈尔国际法学刊》早在2005年即发表论文，详细分析美国政府及其主导的各种政府和非政府机构对中国人权状况的歧视性描绘和不公允批判，强调美国政府在人权领域的确存在着对非西方国家的双重评判标准，其中对中国尤为明显［10］。绝大多数国际组织、发展中国家政府和包括大量西方学者在内的国际人权学者对美国在人权保障和实践领域坚持双重标准持批判态度，认为这破坏了人权事业的公正性、道义性和无差异性。

美国对华人权双重标准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无视中国人权事业发展进步的客观事实，整体性妖魔化中国的人权状况和人权保障范式。美国国务院历年发布的人权年度报告总是罔顾事实地给中国贴上人权“日趋恶化”的标签，并将中国列为人权状况“最为糟糕”的国家。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2018年国别人权报告”发布会上更是将攻击的矛头全部指向中国，声称中国侵犯人权的恶劣程度“无人可比”［11］。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著名法律学家、人权学者伦道尔·皮兰布姆（Randall Peerenboom）围绕美国对华人权双重标准展开了长期系统性的研究。在多年跟踪研析联合国发展署、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世界银行、国际刑警组织等权威机构发布的有关世界经济、人文与社会发展、法治与犯罪等数据后，皮兰布姆发表研究成果指出中国在公民的人身权、公民权和政治权、社会与经济权、国家治理质量、法治与社会稳定、妇女权利、文化权利和少数民族权利等领域均取得了重大进步。根据研究成果，皮兰布姆得出重要结论：中国的人权表现远远优于其他发展中国家，甚至优于某些西方国家。皮兰布姆认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有关国家及其主导的国际人权机构刻意奉行歧视性双重标准抹黑中国人权状况［10］。

联合国粮农组织驻华代表马文森（Vincent Martin)也认为，中国在改善和保障公民的社会与经济权、妇女和儿童权益等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该组织的数据表明，中国在1978年有不到3%的非贫困人口，而至2017年底只有3.1%的贫困人口［12］。该组织的数据还表明中国的人均GDP在1978年位于世界末端，但进入21世纪初的2001年，人均GDP跃升至4 000美元，进入低中等收入国家。此后，中国用了不到20年的时间，人均GDP快速增长至10 000美元，跻身中等偏上收入国家的行列。马文森认为，中国在短短的40年内实现数亿居民的脱贫和致富是人类在世纪之交取得的最大成就之一，也是中国政府对世界人权保障事业最为卓越的贡献。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贫困人口的大量减少、人均寿命的大幅度延长，为中国人类发展指数（Human Development Index，HDI)的攀升作出重要贡献。联合国发展署《人类发展指数报告》显示，中国的人类发展指数在1990年仅为0.501，在全球近200个国家中排名第150位左右，位居世界低发展水平国家行列。2018年，中国的人类发展指数跃升为0.758，世界排名第85位，跻身高发展水平国家行列［13］。人类发展指数包括预期寿命、识字率、入学率和生活水平等重要发展指标。中国的人类发展指数跃升说明，中国在保障和改善民众的公民权、社会与经济权、妇女权利、文化权利等方面取得了巨大进步，反映出中国在国家治理质量和治理效率等领域的出色成就。

其二，美国无视甚至竭力掩盖、粉饰自身及其他西方有关国家在人权领域的重大问题，虚伪地将西方人权范式抬升至道义高地。联合国等国际组织曾多次指出美国侵犯人权问题已相当严重。包括亲西方的大赦国际在内的一些国际人权组织也不得不在其公开发表的人权报告中承认，酷刑和其他一些严重侵害人权的行为在美国非常“普遍化”和“系统化”［14］。#p#分页标题#e#

“虐俘事件”就是近年来美国有组织地大规模使用酷刑侵犯人权的最为著名的案例。国际人权组织普遍认为，美国虐俘范围并不局限于伊拉克，在阿富汗、关塔那摩等地的美国监狱中也普遍存在。国际红十字行动部主任皮埃尔·克雷亨比尔（Pierre Kraehenbuehl）在日内瓦新闻发布会上披露的大量事实证明，美军对在押的伊拉克战俘实施了“可耻的和非人道的折磨”，并强调虐俘丑闻绝非孤立事件，而是以美军为首的联军系统侵犯人权的冰山一角［15］。据有限披露的资料，被虐待的囚犯们遭受了痛苦的折磨［16］。

最令世人感到错愕和愤怒的是美国医疗人员竟然与美军一道虐囚，此举不仅严重侵犯人权，更是完全丧失了人性和医德。美国最著名的生物伦理学家史蒂文·迈尔斯在《柳叶刀》上披露了美国国会听证会记录的囚犯和美军士兵的证词、医学报告等。这些记录表明美国医疗系统和医疗人员不仅参与策划和实施了强制性审讯，还与美军官兵一道长时间虐囚。一些医生和医疗人员甚至伪造死亡证明掩盖其谋杀和虐囚的证据［17］。尽管美国政府和军方因这一事件在国际上声名狼藉，遭受广泛批评，但美国政府及其主导的人权机构却一再辩称美国执法人员和医疗人员严重侵犯人权的行为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美国决不允许国内外任何机构展开调查。美国政府官员、美军官兵以及参与虐囚的医疗人员无一人因“虐俘”承担责任，更无人因此受到处罚［18］。如果比照美国对他国的标准，如南斯拉夫和卢旺达，这些虐囚者肯定会被美国政府及其主导的人权组织送上国际刑事法庭，受到严厉制裁。

不仅美国在人权领域广泛奉行双重标准，其他西方有关国家同样在人权领域实行歧视性双重标准。例如，联合国有关部门曾于2016年裁定瑞典和英国拘押阿桑奇违反《世界人权公约》《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要求立即释放阿桑奇，并予以赔偿。但瑞典和英国政府在美国的支持下对联合国的裁定不予理睬。斯诺登为此发文抨击瑞典和英国政府拒不接受联合国裁定是侵犯人权的最为恶劣的案例［19］。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南非大主教图图（Desmond Tutu）对西方国家在人权领域奉行双重标准极为愤怒，他多次指控美国、英国等西方国家领导人和军队的将军们应对伊拉克数百万平民的死亡负责，要求海牙国际法庭以战争罪予以审判［20］。在遭到西方国家及其主导的国际法庭拒绝后，图图气愤地批评国际刑事法庭只是强权凌辱弱者的不平等、不公正的工具，国际人权和法律机构已经沦落为西方强国凌辱弱国的工具。

三、美国对华人权双重标准的范式建构

西方国际政治理论认为国家的“硬力量”和“软力量”的拥趸决定其在全球权力架构中的地位［21］。在全球权力架构中，国家被自上而下划分为3个层级：超级大国（全球权力体系的霸权国）、区域强国（全球权力体系或地区次体系的重要国家）、底层国家（全球权力体系和地区次体系中的弱国）［21］。超级大国（如殖民体系中的英帝国、霸权体系中的美国）在全球权力体系中占据主导地位，在经济和军事领域拥有无可匹敌的“硬力量”，在政治、文化和国际传播等领域拥有影响全球的“软力量”。超级大国借其强大的软硬力量不断巩固自身的霸权地位。对不服从自己意志的政治制度、异质意识形态及价值观，特别是具有现实和潜在力量挑战其霸权的国家，在政治上不遗余力地将其丑化、妖魔化；在经济上施加制裁、禁运；在军事上实行封锁、围堵甚至武装入侵，以孤立、颠覆这些国家政权。英帝国在殖民主义时期曾对具有挑战其霸权力量的德国和美国予以各种形式的遏制，直至武力相向。美国在冷战时期将新兴大国苏联的国际形象妖魔化为“邪恶帝国”，并长期遏制，直至其解体。美国即便是对其盟国日本也一直保持高度警惕和遏制，使其经济上配合全球分工，政治上俯首听命，军事上追从美军。

权力体系中的区域强国和底层国家由于力有不逮，无法对超级大国实施逆向或等量逆向行动，因而在超级大国的霸凌中处于弱势和守势。区域强国在全球权力体系中具有两重性：相对于超级大国，他们居于“从属”地位；相对于底层国家甚至二流区域强国（tier-two powers)，他们又具有“主导”地位。区域强国在软硬力量方面均无法挑战守成超级大国时，通常会与超级大国密切合作甚至结为同盟，以巩固在全球权力体系和区域次体系中的地位和既得利益。作为回报，区域强国对超级大国表现出“忠心”，承担协助超级大国维护全球权力体系和等级次序的义务。区域强国对承担这一义务往往表现出较强的内生动力，因为任何新兴大国的崛起都有可能导致现存权力次序的调整和利益的再分配。区域强国协助超级大国打压新兴大国旨在维护自身在权力体系中的地位和既得利益。从这一点看，超级大国与区域强国在维护全球特别是新兴大国所在区域的权力体系和等级架构的现状上，有着极为吻合的战略利益。#p#分页标题#e#

区域强国特别是与超级大国形成同盟或准同盟的国家，独自或协同超级大国刻意曲解和“双标”对待国际道义和准则，妖魔化新兴国家；甚至不惜伙同超级大国一道对新兴国家予以遏制和打压，以阻止大国兴替可能带来的权力和利益的再分配。西方帝国主义列强在二战后不论胜败均与新兴超级大国美国结为同盟，除却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因素之外，维护自身在全球权力架构中的地位和既得利益是其最重要的考量。当美国霸权体系于冷战后期面临苏联和日本的强力挑战时，西方有关国家无一例外地全力协助美国遏制苏联和日本。同理，当中国在21世纪快速发展时，也同样承受着美国及其西方盟国在经济、政治和军事上的遏制及在国际形象上的妖魔化［22］。

为了自身主导的全球权力体系和等级秩序的稳定，超级大国均会在一定程度上倡导、推行国际道义和行为体的行为准则，并使之成为霸权体系的组成部分。但是，当其倡导的道义、行为准则与其核心、重大利益相悖时，超级大国会利用其建构的霸权理论和掌握的话语权对其主导的国际道义和行为准则进行“再定义”或重新“解释”，进而形成超级大国“例外论”和“严于律人、宽以待己”的双重标准现象。在深入研究大国间关系后，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指出，国家的权益、国际道义和行为准则只适用于均势国家之间；在力量悬殊的国家间，强国会为所欲为，弱国只能吞咽苦果［23］。以美国霸权理论为例，不论是基于现实主义的“初始霸权论（Primitive hegemony）”，抑或基于自由主义的“友善霸权论（Benevolent hegemony）”，均实质性地证明了修昔底德上述论断的准确性。“初始霸权论”与新保守主义和遏制理论密切相关，强调美国以别国和国际秩序为代价追求自身利益是自然的、合理的。如果必要，美国应当不理会国际法，依靠武力和武力威胁实现美国的目标［24］。“友善霸权论”则强调巩固美国霸权的最佳方式是将其价值观和生活方式推向世界的各个角落［24］。

修昔底德在其巨著《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特别强调，大国间存在着权力转换造成的安全困境，即大国关系中最为重要的现象之一──“修昔底德陷阱”。他认为，斯巴达与雅典的战争之所以不可避免，是因为“雅典力量的快速增长及其在斯巴达所引起的恐慌”［25］。“修昔底德陷阱”形成的关键因素在于守成大国由于臆测新兴力量可能对其权力和由此而生的既得利益形成挑战而心生“恐慌”，因此存在着将新兴大国对守成大国并不必然的权力大决战催逼为自我实现的预言［26］。正是由于这种“臆测”和“恐慌”，守成超级大国往往产生霸权冲动，置国际道义和行为准则于不顾，动用一切手段，包括奉行双重标准来妖魔化新兴大国的国家形象；动用武力遏制、打压、破坏新兴大国的崛起。

四、美国对华人权双重标准的产生原因

美国等西方有关国家为什么会将人权攻击的矛头重点指向中国，为什么会在人权领域重点对中国实行双重标准？美国等西方有关国家及人权组织的官员和学者通常会否认在人权领域存在双重标准，声称不会刻意对中国施行双重标准。但他们会强调即便西方在人权领域对中国要求严格也是出于人权保障的考量：中国人口众多，对中国要求严格，就能保护更多人的权利。这种说法貌似有理，实则无理。最显著的证明就是印度，该国人口并不比中国少，但它一直是美国和西方的“宠儿”。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有关国家在人权领域差异化对待中印两国，表明美国等西方国家对中国刻意奉行歧视性双重标准并非出于人权保障的考量。这证明了摩根索的国际政治论断：国际政治与所有的政治一样，都是对权力的争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评判人权的最重要标准从来都是其对美国主导的西方霸权具有现实或潜在的挑战与否。强力遏制中国崛起，护持美国的全球霸权和既得利益，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有关国家对中国包括人权保障范式在内的软硬力量进行妖魔化的最根本动因。#p#分页标题#e#

其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增强了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整体经济力量。西方主流学派认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经济是基础，政治是上层建筑”的基本论断，认为经济是一国“硬力量”的基础，也是“软力量”赖以生成的重要因素。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日新月异，综合国力倍增。世界银行前总裁詹姆士·沃尔芬森（James Wolfensohn)曾坦言世界经济和地缘政治板块正在发生剧烈变化，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经济总量在2050年将占世界总产值的60%［27］。沃尔芬森的研判并不孤立，许多西方经济学人都认同这一观点，强调中国在全球贸易体系中权重的迅速攀升充分说明中国已成为全球经济发展的最重要的引擎。据美国《华盛顿时报》报道，2006年美国是世界上127个国家和地区的第一大贸易伙伴，中国则为70个国家和地区的第一大贸易伙伴。至2011年，中国跃升为124个国家和地区的第一大贸易伙伴，美国的数据降为76国［28］。当今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都有中国经济和贸易快速发展的辐射波。

在21世纪进入第二个10年之际，西方政治人士和经济学家已深刻认识到中国的“硬力量”和基于其上的“软力量”正在一个日益转向“亚洲世纪”的新世界里崛起。崛起的中国并没有因袭国强必霸的老路，而是向世界提交了令人耳目一新的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提出的合作共赢、共同发展的创新理念不仅有力地批判了西方国际政治奉为圭臬的霸权主义理论，而且赢得了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政府和民众的赞誉和欢迎，中国的“软力量”得到了极大的提升。就连美国皮尤中心的调查数据都显示，我国在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的受欢迎程度大幅度上升［29］。因此，美国等西方国家在享受中国发展为其带来繁荣和福祉的同时，错误担忧中国的快速发展会侵蚀其霸权基础。

其二，在改善和保障人权方面，中国找到了一条有别于西方、更符合发展中国家国情的有效路径，极大地提振了发展中国家坚定走适合自己国情的发展道路的信心和决心。中国的发展观、发展模式和发展道路不仅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一个有别于西方的选择，更让发展中国家看到了希望，提升了信心。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有关国家囿于霸权主义和“零和”竞争的思维定式，视中国的全方位发展为超越苏联的“空前”威胁，认为中国在人权领域的快速发展和行之有效的新路径对西方的人权范式、人权标准和评判威权构成挑战［30］。西方一些政界、军界、学界人士因而共识性地强调必须将崛起的中国从各个方面妖魔化为新的“邪恶帝国”。对中国人权状况的抹黑和丑化是抑制中国“软力量”发展的遏制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反映了某些西方政治人士难以割舍的种族主义心态［31］。正是在霸权主义、种族主义和“零和”竞争三者纠结的语境中，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不仅不为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找到保障和提高人权的有效路径而高兴，反而人为地将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模式和路径与西方模式（即“华盛顿共识”）相对立，并将这种对立抬升至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对抗的高地［32］。在人权领域，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有关国家对中国的妖魔化、污名化和“双标化”，令世界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进一步认清美国等西方有关国家的虚伪性、霸权性和功用性。

五、美国对华人权双重标准的中国应对

应对美国对华人权双重标准，我国要从提升硬实力和软实力两方面着手：

其一，我国应该不断增强综合国力，提升硬实力，这是最有效和最有力的方式。在当今以美国霸权为主导的全球体系中，决定一国人权话语权的根本因素仍然是实力。无数事例证明，没有国家实力，就很难拥有国际话语权，也难以捍卫国家的合法权益。这就是为什么即便是有“软实力之父”之称的约瑟夫·奈也强烈反对美国对“软实力”的过度追捧。他反复强调包括军事力量在内的国家“硬力量”在当今的世界体系里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33］。在大国博弈的语境中，我们一定要坚定不移地发展“硬力量”，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推进包括文化影响在内的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20世纪末，西格尔（Gerald Segal）等西方学者仍然坚持认为，就人口和面积而言，中国的国际影响力“远远低于预期”［34］。可见，以“实力”为基础的西方国际政治理论对西方学者、政客乃至普通民众的影响根深蒂固。#p#分页标题#e#

21世纪以来，我国的国际人权话语权在大国博弈语境中得到了较大提升，这主要得益于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和国际影响力的迅速上升。中国的人权进步和人权保障范式也得以传播至世界各地，得到大多数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认可和赞同［35］。“中国人民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富裕”“中国是治安最好的国度之一”已成为公认的事实。这些都是西方国家无法再像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那样随心所欲地围攻中国人权状况和人权保障范式的重要原因。

其二，我国应当深入研究如何在大国博弈语境下有效地提升国际话语权等软实力。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有关国家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人权状况和人权范式肆意歪曲，奉行歧视性的双重标准，刻意无视中国人权保障领域的进步，异常深刻地揭示了美国的全球话语霸权。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我国不仅在“硬实力”上与美国尚有不小的差距，在话语权这样重要的“软实力”上与美国更是悬殊。我们的全球文化影响力尚不发达。

在此背景下，用事实说话、共同推进世界人权保障事业的进步，是提升我国在人权领域国际话语权的有效途径。我国必须对中国人权问题的外生性、国际性、复杂性和长期性有着深刻的认识和警醒，更加坚定我国在人权保护领域的政策定力，不急不躁地稳步推进我国的人权保障事业，进一步完善我国的人权保障范式。事实上，中国在人权保障领域的重大进步，特别是数以亿计的普通民众的“脱贫”，已经引起联合国人权机构、各国政府和非政府组织以及国际人权学者的广泛关注和赞扬。一些不带偏见、真诚希望推进世界人权事业发展的西方人权学者也纷纷深入研究中国的人权保障进步和人权保障范式，并在各种国际场合发声，为中国人权保障正名［31］。

一些西方媒体囿于西方传统国际政治理论和意识形态对抗的影响，对中国的人权报道往往失之偏颇，甚至充满别有用心的“妖魔化”。对此，我国还应增强国际社会特别是西方国家民众对中国人权事业的正确认知。鼓励中国学者走向世界，利用西方的严肃媒体、学术研究刊物以及学术讲台，传播中国真实的人权保障状况、人权观、人权保障范式及其理论依据。在人权领域，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巨大成就为我国的人权理论自信、范式自信和实践自信提供了强有力的实证支持。中国学者可以做到在人权研究领域观点合理、论证严谨、理论科学，这是我国在大国博弈的语境下争取人权国际话语权的有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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