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根发丝的宿命
2026年6月3日，河南许昌，瑞贝卡科技大楼。
会议桌上摆满了发条样品——直的、卷的、黑的、棕的，一束束发丝在日光灯下泛着不同的光泽。全国发制品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的15名专家围坐一圈，正逐条研讨《发制品 聚氯乙烯纤维长丝》行业标准草案。从上海到山东，从安徽到浙江，全产业链的代表聚集在这里，为一个数字争得面红耳赤。
“线密度偏差定多少？”“干热收缩率的阈值怎么设？”25条修改意见被逐一提出，18条被采纳。
这样的场景，张天有经历了太多次。作为全国发制品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秘书长，他58岁了，做这行36年。
从90年代初扎进发制品车间那天起，他就一直在跟“标准”这件事较劲。
36年前，这个行业是什么样子？
“1990年之前，我们的产品出口到美国，反馈就是这一批质量跟下一批不一样。”张天有说。当时许昌的假发厂动辄上千人，一个车间几百号人，全凭手感干活。
头发缠在管子上做曲度，一百个人一百种缠法，出来的产品千差万别。质量不稳定，价格就上不去，中国发制品在国际市场上只能卖个“地板价”。
更深的困局在规则层面。发制品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工艺复杂、工序上百道。原料怎么分级、辅料合不合格、成品怎么检验——全行业“无标可依”。企业各说各话，贸易争端频发，出口处处碰壁。
中国是世界最大的发制品生产国和出口国，发制品近三年出口占全球总量的80%，从业者超过100万人。一个这样体量的产业，竟然没有一套属于自己的标准体系。
这不是一家企业的问题，这是一个行业的集体处境。
从车间里长出来的标准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讨论分工时写道：“工场手工业特有的分工原则，使不同的生产阶段孤立起来。”发制品行业正是如此——工序太多、太分散，每个环节各干各的，谁也管不了谁。
破局的办法，马克思也指明了方向：“由协作和分工产生的生产力，不费资本分文。”关键是找到那个能把分散的力量拧成一股绳的东西。
张天有找到的，是标准化。
“我最早接触标准化是在2000年。”他说。当时国内发制品产业发展很快，但整个行业没有统一技术规范。他参与起草了首批5项河南省地方标准，2001年正式发布，填补了行业空白。2008年，这5项地方标准升级为国家标准。
标准的生命力，不在纸面上，在车间里。
张天有做过一个实验。假发产品要做成一致的曲度，工人的手法必须完全一样。他亲自操作，定下两个标准动作：从发束根部起手，分手心向上和手心向下两个标准动作起手，双手手型保持一致以后开始缠管，后续所有操作都要保持一致。就这么一个细节，解决了困
扰行业多年的“一致性”难题。
毛泽东在《实践论》中指出：“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你就得变革梨子，亲口吃一吃。”做标准也是一样——坐在办公室里写不出好标准，要到车间里去，亲手摸一摸发丝，亲自操作一遍工序。
2023年6月5日，张天有正式就任全国发制品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秘书长。那天他接过聘书，突然意识到一件事：以前做标准，是一个企业的事；现在做标准，是整个行业的事。
“标准不是束缚企业的条条框框，而是引领行业向上的导航仪。”他说。
“因为你们是中国人”
2003年之前，瑞贝卡董事长每年都要去美国拜访经销商，从西海岸到东海岸几十家。那一年他从美国打来电话：所有客户都认可了瑞贝卡的产品——质量一致性、新产品开发能力，全面超越韩国竞争对手。
2004年以后，韩国人基本退出了人发产品市场。中国人发产品，实现了全球供给。
但化纤领域是另一回事。
2007年，日本一家知名化纤企业的高管到瑞贝卡访问。三天时间，热情款待。谈到正事，瑞贝卡提出：我们用量这么大，能不能和韩国人享受同等待遇？
对方高管蹦出一句：“因为你们是中国人，是中国工厂，价格就要比韩国工厂多一美金。”
“当时心里哇凉哇凉的。”张天有说。
从那天起，瑞贝卡下定决心：自己研发化纤长丝。500亩地，自主研发非标设备。到今天，瑞贝卡的化纤产品已经能和日本产品一较高下，有些品类甚至超越了对方。
发制品行业在国际标准化组织（ISO）中没有对口的技术委员会（TC）。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在国际规则制定上，中国发制品行业连“入场券”都没有。你产量再大、质量再好，规则不是你的，话语权就不是你的。
怎么办？
张天有的选择是：先把中国标准做成国际贸易的通用语言。截至目前，发制品领域已发布6项国家标准外文版。2025年6月，首批5项英文版国家标准正式获批发布，涵盖术语、人发发条、人造色发发条及发辫、教习头等核心品类。
中国作为全球发制品中心，发制品近三年出口占世界总量的80%，这对于发制品质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全国标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这样统计。英文版标准的制定，“可以让国内外生产者、消费者通过外文版标准了解发制品的各项质量指标”。
这些中国标准，正在变成国际贸易的通用语言。
规模背后的沉默与喧嚣
发制品行业有多大？
2025年，中国发制品出口额达73亿美元，国内市场规模即将突破200亿元人民币。全球每卖出10顶假发，
至少有6顶产自许昌。许昌一城的发制品进出口总值就达219.1亿元，其中出口172亿元。许昌共有假发相关企业4000多家，直接带动就业近30万人，产品涵盖近3000个品种，拥有专利超过1300项。
但数字的另一面，是标准的缺失。
原辅料标准几乎空白。在研的只有《发制品 人发档发》和《发制品 聚氯乙烯纤维长丝》两项。辅料标准一项都没有。很多检测还在用纺织品标准，但发制品有自身的特性。产品标准里很多重要指标“有指标、无方法”——写了标准，却检不了。
更重要的是标准的成效。
2026年6月18日，一场秘书长工作会议上，工信部传达了一句话，让张天有“后背发凉”——“履职不称职的标委会有可能被合并、被取消。”
以前总觉得标委会是“铁饭碗”，只要按时出标准就行。但那天他顿悟了：标准不是“写出来”就完事了。
写出来没人用、企业不买账、产业没提升，这个标委会就没有存在的价值。
改革的本质，就是倒逼标委会从“重数量”转向“重质量”，从“重发布”转向“重落地”。
一个数字的打磨
标准制定，从来不是请客吃饭。
张天有讲过一个故事。前两年制定一项国家标准时，一位权威专家坚持一个指标的误差范围要放得很宽。“他是专家不错，但在实际生产操作上他不行。”很多企业提出不同意见，他坚决不改。
张天有当场表态：“这个标准如果误差这么大，我是不会签字的。”
怎么说服一个固执的人？
“拿产品说，拿着东西说。”张天有说。秘书长摆了一桌子样品——各个档次的发条都有。“一讲，他就明白，然后让步了。”
就这一个数字，前前后后讨论了一个月。
还有一次，上海一家检测机构想牵头一个方法标准，去北京答辩。“从字里行间就透露出不太成熟”，专家一听就否了。第二个答辩的标准是“保鳞发条”，张天有带着团队在路上就开始改材料。“啰啰嗦嗦的话讲了10行字，专家听了不感兴趣。”他把措辞改成“在原有基础上迭代升级的新产品”——一句话，专业、简练，立项通过了。
“东西是好东西，不会表达不行。”他说。
标准工作，既要有硬功夫，也要有软智慧。
指南针与压舱石
“标准就像产业赛道上的指南针加压舱石。”张天有说。
指南针告诉企业往哪走、怎么走才对。在大海里行船，灯塔和航标看似可有可无，但真正离开的时候，就失去了方向感。标准也是一样——“在企业的生产制造过程中，偶尔觉得方向感都有，但真离开标准，就可能迷失方向。”
压舱石稳住质量底线，不让行业跑偏翻船。瑞贝卡的产品在行业里有一个公认的特点：“在一致性上不一样”——这一批和下一批，全是一个样。“假发和模具不一样，模具刻出来就一样，头发有长有短、有曲有直，还有颜色，能保持都一样，那是要技术的。”
这个技术，就是标准。
在国际贸易中，标准又是什么？张天有说：标准是“根”。中美企业在商业谈判时，首先得有个标准做底子，然后再附加幅度、颜色、曲度等细节。“中国企业能做国际大生意，是因为标准化实施以后，产品质量有根、有保证。”
“青丝有度”
张天有给自己的标准化生涯取了一个名字：《青丝有度》。
“青丝”是指发制品行业，“度”就是标准、尺度、规矩。合在一起，内涵就是：每一根发丝都有它的标准尺度，标准化工作者就是为行业定尺度、立规矩的人。
他用一句话概括从业心路：“让每一根发丝都有标准可依，让每一份美丽都能放心佩戴。”
这不是一句漂亮话。
假发是直接接触皮肤的产品。染色发制品色牢度差，染料中的分子和重金属离子可能通过皮肤被人体吸收。《发制品 通用技术规范》对致癌物、微生物指标做了严格规定。每一个数字背后，都是消费者的健康和安全。
标准是有温度的。
以尺度树起产业脊梁
目前我国已形成更加完善的标准体系。2025年，我国在低碳能源、生物技术、人工智能等领域向ISO、IEC提出国际标准提案505项。“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实施新产业标准化领航工程”。
发制品行业也在加速。自2008年全国发制品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秘书处落户瑞贝卡以来，已累计制定22项标准，其中国家标准13项、行业标准3项、英文国家标准6项，另有9项在研标准。2025年新立项8项，2026年新立1项行业标准。
发制品行业目前还没有国际标准。但英文版标准已经铺路。张天有的规划很清晰：“短期破局、中期成链、长期成体系”。
鲁迅在《故乡》中说过：“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发制品行业的标准之路，正是这样走出来的——从车间里起步，从争论中打磨，从国际贸易的碰撞中生长。
当一根发丝有了自己的尺度，一个产业也就有了自己的脊梁。
青丝有度。度，是标准，是尺度，更是一个行业从“制造”走向“创造”的文明刻度。
编辑：刘宪银 审核：张海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