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人下调高血压诊断数值，自有其依据和理由，无可厚非。但是，美国人是美国人，中国人是中国人，地域不同、生活习惯不同、经济状况不同、疾病谱不同，诊疗指南也不应相同。无论美国指南的影响力和权威性有多大，中国指南都是我国临床实践的唯一依据。对于美国指南，中国可以参考借鉴，但绝不能盲从跟风。目前，我国尚无新的证据来推翻既往诊断标准，没必要改变现行标准。

任何一个医学诊断标准的调整，都会牵一发而动全身。而标准之争的背后，往往是利益集团的博弈。由于“有病”与“无病”之间存在很大的弹性，不少利益集团站在专家背后，成为标准修订的幕后推手。例如，本来是一种致病风险，却被定义为一种疾病。当“疾病”的范围越来越宽时，最大的受益者是医药企业。因此，很多医学标准已经超越了医学范畴，沦为利益集团操纵的产物。

当然，美国高血压诊断标准调整是否有“内幕交易”，目前没有任何证据，不能妄加猜测。但是，新指南实施后，美国一夜之间将增加3600万成人高血压患者，高血压患者总人数占美国总人口的46%。如果按照这一标准，中国新增的高血压患者数量更是惊人。事实上，大部分中老年人随着年龄的增长，血压会逐渐超过标准数值，把这些人全部归为高血压患者显然欠妥。所以，中国人不必对号入座，更不必感到恐慌。

从医学角度看，对于确有高致病风险的人，给予适当的药物治疗是有益的；而对于那些低致病风险的人，给予药物治疗弊大于利。从健康经济学的角度看，任意扩大疾病的界限，势必造成过度治疗，增加医疗费用，浪费医疗资源。美国是全球最发达的国家之一，医疗费用支出居全球之首。美国人愿意“用高射炮打蚊子”，这是他们的自由。但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卫生资源总量不足，地域分布也不均衡，如果盲目效仿美国指南，有限的卫生资源将捉襟见肘。我们必须把钱花在刀刃上，用有限的投入获取较大的健康效益。

在西医领域，中国很少参与或独立制定国际标准，大多数临床指南都是照搬或模仿国外的。事实上，中国有丰富的病例资源和大量的临床数据，完全可以摆脱对欧美的依赖，制定出更多的中国版临床指南。如果将欧美指南奉若神明，趋之若鹜，很可能落入陷阱，付出沉重代价。

“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适合美国人的指南，未必适合中国人。只有立足本土，走自己的路，才是长远之计。中国人有自信、有能力拿出符合中国国情的临床指南，不必迷信和崇拜西方，更不能被西方标准牵着鼻子走。还是老话说得好：“别把自己的饭碗放在别人的锅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