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经济形势：房地产严调控 环境保护严标准

对当前中国经济形势怎么判断？

1、中国潜在经济增速已经下降到6.5%左右。

2008年美国爆发次贷危机以来，中国从2008年四季度开始推出两年的刺激政策，出台了4万亿经济计划，实施积极的货币政策，推出了钢铁、有色等十大产业振兴规划。

从2009年一季度开始，中国经济快速回升，2010年经济增速恢复到10%左右的水平，季度高点在2010年一季度达到12%的高点，物价也明显走高。

从2010年下半年到2011年年中，中国实施了紧缩性的经济政策，先后加了5次利息，同时为应对外汇占款增加，提高了12次存款准备金率。经济增速从2011年一季度10%逐步回落，到2012年开始破8%。

尽管2012年中国又两次小幅降低利率和存准率，但经济增长速度仍一路下滑，工业品价格从2012年3月来连续出现了54个的负增长，而CPI基本上维持在1.4%-2.6%的水平。

如果画一条长期菲利普斯曲线，会发现中国的供给曲线在不断往左边移，说明我们的潜在增长速度在逐年下降，工业品价格下跌是2008年以来工业投资过快、产能急剧扩张、生产严重过剩的结果，不是工业品需求不足。

目前，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已基本回落到6.7%左右，CPI在2%左右。所以我判断现在中国的潜在增长水平已经降到6.5%左右，还在以每年0.1-0.2%的速度下降。

我也计算了中国工业部门的产能水平和潜在增长水平，可以发现，2002年以来工业产能扩张很快，2012年以后尽管实际工业投资增长速度减慢，但目前的潜在工业产出水平仍在8%左右的水平上。

工业品市场化出清很慢，这可以解释为什么我们工业品价格持续下降。

而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中国实行国有企业三年脱困计划，1998到2000年，工业投资连续三年负增长，市场很快出清，2001年加入WTO后，中国经济出现了一轮由工业投资驱动的快速增长。

2、稳增长、调结构、防风险的组合政策显效。

2012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回落到8%以内，工业品价格下跌，宏观杠杆率被动增加。

这一现象，引发了经济学界对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和经济政策的争论。

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经济还可以保持20年8%左右的高速增长，一种认为经济在十三五时期会到7%左右，还有的认为十三五时期在6.5%以下。

虽然中央先后在2013年提出中国处于“三期叠加”阶段、2014年5月提出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2015年11月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但对经济速度到底会增长多快的争论对经济政策还是有一定的影响。

全国各地追求经济速度的冲动没有根本改变，试图通过需求刺激拉动经济增长的思路也没有根本转变。

与此同时，2013年，国际清算银行有个影响很大的研究，认为一个国家的杠杆率超过180%，或者广义信贷占GDP比重超过趋势值10%，三年发生金融危机的概率是50%，五年发生危机的概率是75%。

从2012年开始，中国的这两个指标都超过了这一标准，广义信贷占GDP比重已经超过趋势值的20%，国际社会对中国经济发展也忧心忡忡，影响了一些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的信心。

2013年和2015年，中国也出现了流动性紧张、股灾、资本外流等问题。

但2016年以来中国经济出现了稳中有进、稳中向好的局面，结构不断优化，新兴动能加快成长，金融风险得到局部释放，宏观杠杆率得到初步控制。

怎么解释这一变化？我认为这是改革政策、结构政策、总量政策、国际经济环境变化共同发力的结果。

一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取得成效。

没有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没有经济现在的好局面，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1997年朱鎔基总理的国企改革抓大放小有异曲同工之妙。

2016年主要依靠行政手段解决钢铁、煤炭产能过剩，2017年主要依靠“环保、能耗、技术、质量、安全生产”等法制手段处置落后产能，提高了部分行业的产能利用率，限制了部分企业的生产，行业和企业集中度明显提高，2017年前三季度全国工业产能利用率为76.6%，比上年同期提高3.5个百分点。

企业特别是上游企业经济效益明显改善，银行不良资产率下降。叠加去产能引发的工业品价格由降转升，2016年以来中国进入加库存周期，拉动了经济回升。

补短板和“放管服”不断催生新动能，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新商业模式占GDP的比重上升，2016年达到15%左右。

二是2015年以来实行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主动加杠杆，对投资形成了支撑。

2014年年底到2015年8月，中国五次降息、五次降准，货币政策稳健偏松。同时，财政政策相当宽松，通过政府购买服务、专项建设基金、政府引导基金、棚户区改造和保障性住房货币化等手段，居民加杠杆买房子，推动了基建投资高位增长和房地产市场繁荣，基建和房地产投资稳住了。

三是出口需求回暖。

2016年下半年以来，美、日、欧盟等国家经济复苏动能增强，全球金融市场稳定，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国际贸易逐步恢复，国际投资日趋活跃。全球市场需求好转带动中国出口由负转正，中下游工业企业生产增加，利润改善。

2017年前三季度净出口对GDP增长的贡献率由上年的负拉动0.4个百分点转为上拉0.2个百分点。世界经济好转，给了我们很好的时间窗口。如果这几年用好这个机遇，可以用更大的气力解决国内体制问题。

经济发展存在哪些突出问题？

在经济运行稳定性有所增强的同时，产能过剩、房地产泡沫和地方政府隐性债务无序扩张等问题仍然存在，影子银行、互联网金融、非法集资等乱象时有发生，有些问题甚至在还在不断积累，导致中国宏观杠杆率高企，严重影响中国的金融稳定和经济发展。金融脱实向虚问题严重，民营和外资企业信心不足。

第一，杠杆率问题。

从2012年开始，中国新增的名义GDP覆盖不了利息支出。企业的投资就是靠货币信贷投放，没有自我扩大再生产的能力。与2016年相比，2017年的付息和新增GDP差不多，宏观杠杆率已经稳住了，但是居民的杠杆率在上升。

中国国企改革滞后，僵尸企业难以退出市场，依靠企业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市场化手段去产能机制没有建立起来。主要依靠行政和法律手段去产能，往往一窝蜂、力度大、影响强，极易引发生产和价格的急剧波动，但却不能根治产能过剩，还可能出现国进民退现象，影响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如果去产能顺利转向市场化手段，中国经济的质量和效益会逐步提高，宏观杠杆率会得到有效控制，经济会持续发展。如果转不过去，杠杆率又得被动加上去。

第二，房地产问题。

由于投机需求旺盛，大量资金涌入房地产市场，带动部分城市房地产价格大幅度飙升。房地产市场的扭曲已经严重影响经济社会平稳发展和人民切身利益。

房地产快速增长，虽然短期内拉动了经济增长和财政收入增加，但却推高了实体经济的生产经营成本，影响经济的长期持续发展。

高房价加剧了收入分配不平等和社会分化，新市民群体购房无望，影响了中国人的城市化进程。高房价也导致居民负债率迅速提高，影响居民的其它消费。目前，房价会涨的预期依然高涨，现在确实是涨也涨不得，跌也跌不得。

第三，地方政府债务问题。

2015年以来，财政政策相当宽松，宽松到什么程度？到2014年底，地方政府债务余额为15.4万亿。从2015年到2017年11月份，基建投资总额达到38万亿左右，其中，政府投资约7万亿，民间投资约8万亿，还剩23万亿可以认为是政府的或有债务，相当于当前GDP的10%左右。

2018年经济形势怎么判断？

按照党的十九大要求，今后3年要重点抓好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防范和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三大攻坚战。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重点是防控金融风险。从上面的分析看，2018年有四个“严”。

一是金融严监管。

想控制杠杆率一定要管住货币，同时加强金融监管。货币政策和监管政策之间怎么协调？严监管导致的短期的流动性风险还是会有的。2018年一季度应该没有问题，卖地那么多钱，基建也不至于下来太快，但是二季度政府要换届，大家都在观望金融监管政策。

二是房地产严调控。

即使2018年长效机制出台，短期内效果也难以体现，所以要保持房地产市场调控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还得严调控。

三是地方政府或有债务的严管控。

要切实加强地方政府债务管理，50号文、87号文要严格执行，不能像2014年的43号文形同虚设，否则会失去政策的严肃性和政府的公信力。目前包括电力的基础设施投资是15.9%的增长，不包括电力是20%，非常高的速度，里面有很多形象工程。

四是环境保护的严标准。

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要使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大幅减少，生态环境质量总体改善，重点是打赢蓝天保卫战，调整能源结构，加大节能力度和考核。

“四严”所带来的结果，2018年基建投资会下来，房地产投资会下一点，但不会太大。

短期的流动性会有些波动，融资成本居高不下。环保的严监管，使得部分环保成本内部化，要么政府掏钱做环保，要么企业做环保，这样企业的生产成本会上升，一些产品生产受到影响，价格会上涨。物价水平总体上升，名义GDP增长仍然较快，杠杆率基本稳定。

从消费看，增长稳中有降。

2017年的居民消费增长实际上是比较慢的，而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较快。消费生产率为什么上来了？我认为，2017年很重要原因是政府消费增长较快。2017年前三季度，财政收入增长9.7%，支出增长11.4%，财政预算支出对基建的投资增长不快，公务员和事业单位的工资没有上涨涨，所以政府支出中政府消费增长比较快。

我估算，财政支出中55%用于政府消费，20%用于公共服务投资，25%左右为工资支出，政府消费占总消费的比重大概在25%左右。

2018年的消费怎么判断，居民消费会较为稳定，政府消费与财政政策有关，2018年财政收入速度会有所减慢，用于公共服务的投资会有所加快，政府消费支出会减慢。

从出口看，二战以后，全球贸易量增长速度是经济增长速度的1.5倍左右，但是过去五年全球贸易量增长速度一直比GDP要慢，这个应该怎么解释？

我认为，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劳动力成本在生产成本中的作用越来越小，不管是水平分工还是垂直分工，分工的深度和广度已经慢下来了。表现出来的就是有些国家开始再产业化，外包减慢，加工贸易减慢。

分工的变化意味着未来一段时间贸易量增长速度有可能和GDP同步，甚至可能慢于GDP。当然，过去几年，世界经济增长主要靠出口弹性比较小的商品需求拉动，也会导致贸易下降。

2017年，WTO预测全球贸易量大概增长3.6%，2018年尽管经济增速比上年高，但是贸易增长比上年低，大概在 3.2%。所以2018年出口不可能比上年好，但还是正增长，净出口对中国还可能是正拉动作用。

2017年，中国出口按美元计算是8%左右，2018年能到4%-5%就相当不错了。这样，如果中国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不做大的调整，2018年的GDP估计在6.5%左右，同时价格，CPI往上走到2%，PPI继续上升但涨幅回落到3.5%左右。

有哪些政策建议？

2018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是治国理政的重要原则，要长期坚持。

从总量政策看，积极的财政政策取向不变，调整优化财政支出结构，确保对重点领域和项目的支持力度。稳健的货币政策要保持中性，管住货币供给总闸门，保持货币信贷和社会融资规模合理增长。

人民币汇率要适当贬值，同时加强资本管制，保证中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中国要用好美、日、欧经济复苏和美国货币政策紧缩的时机，对美元、欧元、日元几个主要国家货币适当贬值，稳定中国的出口，给国内结构调整和深化改革创造条件。

从结构政策看，结构性政策要发挥更大作用，优化存量资源配置，强化创新驱动，发挥好消费的基础性作用，促进有效投资特别是民间投资合理增长。

从社会政策看，要注重解决突出民生问题，积极主动回应群众关切，加强基本公共服务，加强基本民生保障，及时化解社会矛盾。

从改革政策看，改革开放要加大力度，在经济体制改革上步子再快一些，大幅放宽市场准入。

未来几年，对中国最大的挑战是要把GDP稳在6.3%左右，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又要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把杠杆率控制住；还有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要调节好三者关系，稳增长、防风险、提质量。

我认为需要有一个“三年计划”，内容应包括僵尸企业退出和债务处置、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处置、金融机构改革和金融监管、金融机构注资和救助等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