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 这些中央和地方官员率先支持

（右：习仲勋；左：任仲夷）

1978年5月12日，《人民日报》全文转载光明日报“特约评论员”此前一天的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揭开了上世纪80年代蔚为壮观的思想解放大潮的序幕。这篇文章由光明日报与胡耀邦主持的中央党校联手，迅速发展成为全党和全社会广泛参与的思想解放运动。

党内围绕真理标准问题，展开了思想交锋。汪东兴副主席指责这篇文章“理论上是荒谬的，思想上是反动的，政治上是砍旗帜的”。他责问：“这是哪个中央的意见？！”“要查一查，接受教训，统一认识，下不为例。”在几十年极左路线的政治高压下，人们心有余悸。有的省负责人吩咐部下，注意统计人民日报上有多少个省市、部委和大军区支持，等到超过半数才肯表态。但也有一些老同志从党、人民和个人的坎坷中大彻大悟，在高层局势尚不明朗时，就旗帜鲜明地支持这场讨论。

历史记载了那些义无反顾、冲在拨乱反正前沿的中央和地方大员：

6月25日，军委秘书长罗瑞卿

这一天的《人民日报》转载此前一天解放军报“特约评论员”文章《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军方不在汪东兴的宣传口管辖范围内。文章尖锐地批评：我们有一些同志天天讲毛泽东思想，却往往忘记、抛弃甚至反对毛泽东思想的根本观点，根本方法。有的人甚至不准别人坚持实事求是，只要求躺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现成条文上，照抄照转照搬，而不顾实际情况如何。甚至不允许讲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不允许讲冲破林彪、“四人帮”设置的“思想禁区”，仿佛一讲实践标准，一旦冲垮那些“禁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就会站不住，就会大祸临头似的。那样害怕与新的历史条件相结合，害怕实践，害怕砍倒，那个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就决不是真马列主义、真毛泽东思想。

中央军委秘书长罗瑞卿把这篇文章打磨了几遍，给耀邦打了三次电话。耀邦说：“当时我的处境有困难，罗挺身而出，这篇文章的影响大。”时任人民日报副总编辑的李庄分析，军报的文章“相当彻底地解开了绝大多数怀疑论者和不理解者的思想疙瘩，令‘凡是’论者不能应战”。罗瑞卿在去德国治疗腿伤前批发了这篇文章，表示：“如果打板子的话，我愿意领受40大板！”

（罗瑞卿抗议迫害而跳楼，“文革”中仍被用箩筐抬着参加批斗大会）

6月28日，甘肃省委第一书记宋平

这一天的《人民日报》刊发新闻《中共甘肃省委召开理论工作座谈会，宋平同志针对目前思想理论战线情况发表讲话》。在各省市大员中，宋平第一个发声，批评党内同志“心有余悸，思想不解放”。宋平深有感触地说：“四人帮”的流毒之深影响之广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是少见的。要真正清算彻底，不是一天两天、一月两月、一年两年可以办到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对于重大的理论问题，要敢于研究，敢于提出自己的见解。要有勇气，敢于探索，要破除清规戒律，做思想上的前卫战士，不要这个是禁区，那个也是禁区，不敢去研究。

7月7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周扬、邓力群）

这一天《人民日报》报道《坚持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原则，编辑部召开真理标准问题座谈会》。《哲学研究》编辑部隶属于刚刚从中国科学院独立出来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这些哲学工作者用专业知识作证：检验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常识，是经典作家们早已透彻地解决了的。参加这次座谈会的有：中央党校、中国科学院、全国科协、北京大学哲学系、人民大学哲学系、北师大、军事学院、政治学院、广播学院、石油部、冶金部、纺织部、轻工业部、新华社、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组织局、哲学研究所等单位六十余位同志。座谈会向党内和社会上传递了思想解冻的信息。消息里没有写出的是，此时的中国社科院，副院长周扬、邓力群“积极投身这场思想解放运动”，与一度忧心忡忡的胡乔木形成对照。

8月4日，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杨易辰

这一天的《人民日报》在头版报道《黑龙江省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联系实际敞开思想畅所欲言，讨论真理标准和民主集中制问题》。会议开始时，省委第一书记杨易辰宣布：要解放思想，畅所欲言，不抓辫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前不久，杨易辰在一次报告中说，“文化大革命”前的黑龙江省委不是黑的，而是红的。这是在党内率先为“文革”前17年路线（“文革”中用以批判刘少奇）平反。省委常委会列举了心有余悸的表现，归纳起来有“五怕”：怕别人给自己扣上“反毛泽东思想”、“否定文化大革命”、“否定群众运动”、“否定解放军支左”、“否定新生事物”这样五顶帽子。大家指出，现在我们国家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有许多新情况、新问题需要我们去认真研究解决。这些新情况、新问题，如果因为本本上没有，就不去研究解决，那我们的革命和建设不就停滞了吗？

参加过“1.29”学生运动的杨易辰，支持真理标准讨论不含糊，但革命多年的老同志对于农村责任制改革一时还想不通。在一次高层会议上，他与贵州省委书记池必卿发生争论，坚持农村集体经济是阳关道，个体经济是独木桥。池必卿急了，赌气道出一句惊心动魄的话来：“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我们贫困地区就是独木桥也得过。”到了1982年，除黑龙江省外，所有省份都开始实行包产到户。到1983年春，黑龙江省委也顶不住了。杨易辰诚恳地告诫下属：不要再坚持领导规定的那种体制了，还是尊重群众为好。

8月22日，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汪锋

这一天《人民日报》以《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为题，刊出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党委工作会议的新闻。第一书记汪锋说，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承认不承认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而且是关系到我们党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的问题，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大问题。汪锋批评一种习惯思维：高喊什么“顶峰”、“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摘取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的片言只语，到处挥舞，以恫吓别人，打棍子，扣帽子。明明是冤案、错案，就是不去甄别、平反，或者勉强平反了，还硬要给人家留点尾巴，以示自己的“正确”。

在这年岁末，新华社编发北京市委常委扩大会为1976年那个全国人民关注的事件平反的消息，在人民日报头版刊出。汪锋见到新华社社长曾涛说：“如果你在新华社呆不下去，欢迎你到我们那儿去。”

9月20日，辽宁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

这一天《人民日报》在第2版发表任仲夷的长篇文章《理论上根本的拨乱反正》。文章锋芒毕露：实事求是，这是一面照妖镜。在它面前，一切伪理论、伪科学、假左骗局，都会原形毕露。有了实事求是这个武器，禁区可以突破，思想可以解放，工作可以高速度地前进。没有实事求是，对“四人帮”的许多假左真右的谬论就不能批、不敢批；没有实事求是，教育战线的“两个估计”、文艺战线的“黑线专政论”等等都不可能推倒；没有实事求是，干部政策无法落实，大量的假案、冤案、错案也不可能平反昭雪；没有实事求是，经济工作中许多正确的政策和措施都不可能实行。任仲夷意有所指地写道：如果迷信“特殊身份”，他们都能成为迷信的对象。由于迷信“特殊身份”，实事求是的态度没有了，马列主义的觉悟没有了，党性没有了。这是一条深刻的教训。

这一年邓小平到东北考察期间，任仲夷把这篇文章送给小平，得到认同。在七八十年代之交的拨乱反正中，任仲夷冲锋陷阵，英勇彪悍。“文革”中辽宁女共产党员张志新直言批评“文化大革命”和党的领导人而被枪决，任仲夷力排众议，不仅为她平反，还宣布为革命烈士。这番胆识，党内少有，在那个全民大彻大悟、摧枯拉朽的年代又顺理成章。

9月20日，广东省委第二书记习仲勋

任仲夷文章右侧，是广东省委和省革委会学习会的新闻《实事求是解放思想 加快前进步伐》。省委第二书记习仲勋指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绝不是一个单纯的理论问题，而是一个有重大实践意义的问题。既然是“一句顶一万句”，只要抓住片言只语，就可以包治百病，什么问题都可以解决，根本不需要实事求是，调查研究，不需要根据时间、地点、条件来处理问题了。事实上，林彪、“四人帮”也正是这样干的，他们抓住片言只语，就可以无中生有，把你打成“叛徒”、“特务”，就可以抓人、杀人。习仲勋以广东为例，谴责在这方面犯下了滔天罪行，使广大干部和群众受到了残酷的迫害。

习仲勋是党内极左路线的早期受害者之一，1962年8月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因一部小说《刘志丹》而落难，沉冤16载，1978年才复出。在上世纪80年代的中央书记处，他和耀邦一样坚决反“左”、抵制整人做法。他1979年接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后向中央提出，在毗邻港澳边界的深圳、珠海与重要的侨乡汕头市各划出一块地方，实行特殊政策。小平十分赞赏，命名为“特区”，勉励广东在“文革”导致的民生凋敝中“杀出一条血路来”。

到了1978年底，除了华国锋影响下的湖南，所有省市领导都加入了支持真理标准讨论的行列。在这年岁末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小平掷地有声地说：“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十一届三中全会高度评价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问题的讨论，认为这对于“促进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解放思想，端正思想路线，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由此，历史掀开了新的一幕，新中国迎来了最好的发展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