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树发：“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的哲学史意义

“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是个值得纪念的“哲学事件”。这场大讨论，提出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哲学主张”，从而引发了“一场大讨论”，直接冲击了“两个凡是”的教条，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层面起了解放思想的作用，为改革开放、为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开启扫清了思想障碍。在哲学史的层面上纪念这一“哲学事件”，关键在于揭示其所蕴含的哲学史意义，推动新时代的哲学理论创新。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哲学意义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主张的是一个为人熟知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点，即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观点。准确地说是重申了这样一个观点，因为它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中既不是新提出的也不是新发现的理论观点，而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本来就有的关于认识论的基本观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在特殊历史条件下重申了这个观点、基本原理。它的意义，具体来说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要坚持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就必须坚持真理标准问题上的实践观点。在真理性问题上，是否承认并坚持实践标准的问题，实则是在认识论上是否坚持唯物主义立场的问题，以及在认识论上能不能同唯心主义、不可知论划清界限的问题。“两个凡是”的哲学思想根源就是否定认识的实践标准，只把指示、意见和观念当作判断认识是否为真理的标准。这是另一种形式的教条主义。总体来讲，“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的积极成果是为思想解放、为改革开放打通了道路。

第二，“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推动了人们关于实践观点意义的认识并超越了狭隘的认识论限制。这场讨论从实践标准对于认识的意义问题切入，从而引起人们在思想认识上对于实践的重视。这场讨论的效应、影响是多方面的。它引起人们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整体上思考实践观点的意义，特别是本体论层面上思考实践的真实内涵。由此，学界将关于实践问题思考与马克思的哲学变革的实质问题联系起来，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问题联系起来。

人们可以从《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关于把“对象、现实、感性”“当做感性的人的活动，当做实践去理解”的思想中受到启发。就是说，当“对象、现实、感性”作为实践的结果存在着的时候，它也就把实践的意义融入到了自身，“对象、现实、感性”因而具有了实践的性质。从《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十一条看，实践实际上是一个关系到怎样认识马克思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质的问题。马克思通过“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这一哲学观的宣示，表达了他的哲学的理论旨趣。相对于旧唯物主义，马克思把他的哲学称为“新唯物主义”。“新唯物主义”之“新”就在于它把“对象、现实、感性”“当做实践去理解”，“从主体方面去理解”。对马克思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的这种理解，其思想资源除马克思对于实践观点的肯定外，就是“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产生的效应。

作为哲学事件的“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

“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作为一个哲学的“事件本身”，是应该被载入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事件。这涉及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书写方式，即除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发展外，是否应该把与理论相关的哲学活动、“哲学事件”写入哲学史？其实，当这个问题一经提出，就已经有了答案。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和发展的历史，哲学活动、“哲学事件”在一定程度上回答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怎样发展的问题，因为它以现实的和生动的形式实际“承载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在一定的活动和事件中发展的。

从胡福明以《光明日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到由这篇文章引起的“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以及围绕这场讨论发生的一些事情，具有了“哲学事件”的性质。就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来说，“哲学事件”可能由哲学问题引起，也可能由社会生活中的一定问题引起。它有哲学家的广泛参与，并引起社会的广泛注意，不仅对一定时期或长远时期的哲学发展具有重要影响，对这一时期和长远时期的社会发展也具有重要影响。它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一定背景，也是其发展的一定条件。经验表明，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过程不能没有“哲学事件”的陪伴。同客观历史发展过程一样，它也是我们理解一定的哲学发展的线索。客观历史事实和“哲学事件”总是构成一定哲学形成与发展的背后故事。讲好这个故事，是写好一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著作的必要条件。而“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就是这样一个“哲学事件”。

历史启示

“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作为重要的“哲学事件”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给予我们诸多启示：一是积极推动哲学的现实化，哲学家要有政治敏感性，善于发现、捕捉对于哲学发展，特别是要关注对于社会发展可能具有重大影响的理论问题；二是哲学家对社会对事业要有担当；三是哲学家们应具备并不断增强观察形势、把握问题尤其是准确捕捉重大哲学主题的能力；四是哲学工作者应客观处理哲学与现实、哲学与政治、哲学与经济、哲学与文化等方面的关系问题，以哲学的方式服务现实；五是将“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这一“哲学事件”所提供的经验、产生的积极效应及时内化为哲学思想及其发展的问题。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