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雄：“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改变中国人的生存观念

改革开放的40年是一个值得铭记的历史变革时代，其鲜活的经验和宏大而又深刻的历史实践所映射的时代精神状况，非常值得我们从历史与逻辑的双重维度，梳理并澄明一个重要事实：“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深刻改变了中国人的生存观念。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给中国带来了改革开放40年来的巨大变化。从经济哲学角度反思40年的历史，中国从向世界学习走向了对世界的反思、对中国自身的再反思。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中华民族现代性自我意识的觉醒。改革开放的40年是一个值得铭记的历史变革时代，其鲜活的经验和宏大而又深刻的历史实践所映射的时代精神状况，非常值得我们从历史与逻辑的双重维度，梳理并澄明一个重要事实：“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深刻改变了中国人的生存观念。

我们只要检视改革开放40年的历史，就可以发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货币、资本、金融、财富、劳动、欲望、个人、自由、法、自然、创新、消费、发展和正义等15个经济哲学范畴深刻关联着中国人的心智发展。这些范畴集中诠释了改革开放40年来我们如何经历了中国现代史上史无前例、翻天覆地的伟大转折的关键过程，叙说了中国现代性发育发展最精彩的故事。可以说，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的改革开放40年历程中，我们的成就之一是中国在现代史上真正发育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代性。中国现代性的发育，主要从三个向度开始。

第一个是工业化。中国的工业化从洋务运动就已开始，但是很快就被摧垮了。在民国时期，工业化程度十分低，洋油、洋钉都要进口，也就谈不上工业基础构建了。我国工业化在新中国成立后，才真正开始进入原始积累时期，最初借助于苏联的援助，后来中苏关系破裂，苏联撤走了专家，导致我们的工业化进程在技术方面突然中断。毛泽东同志及时强调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就是在这样一个工业化原始积累时期，我们还是创造了“两弹一星”的奇迹。可以说，这是一段极端困难而又复杂的，也是极其壮观和富有史诗韵味的历史。改革开放后，中国工业化发展战略做了重大调整，工业化进程中既强调重工业，亦强调轻工业和农业的协调均衡发展部署。随着改革开放不断深入推进，互联网、大数据及人工智能等飞速发展的科技，促使我国的工业化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功，这一步跨越使我们在许多领域已达到或超越世界发达国家水平。

中国改革开放40年，走完了西方需要几百年才能走完的路。英国在近代工业革命的进程中出现了《国富论》。中国共产党人正在这场轰轰烈烈的工业化进程中，撰写着另一部影响世界历史进程的巨著——“人民财富论”。这是两种不同社会制度下工业主义精神的区别所在。当然，我国工业化过程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如人与自然关系的恶化，自然即资源，自然即商品，导致江河湖海受到污染；再如，我们的生存世界已被工业化侵蚀，工业化的负面影响已构成人类生命的第一杀手；还有工业机械主义的运动方式，或多或少地影响了现代人的生活方式和审美方式。工业主义的效益准则给了我们高节奏的生活方式，甚至钢筋、水泥、汽车等都成为一些都市或乡镇建筑雕塑的审美象征。

第二个是市场化。改革开放40年，中国从计划经济过渡到市场经济，强调微观领域的竞争。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曾经搞过社会主义竞赛；改革开放后，提出了“竞争”的概念。1992年，中央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伟大号召，使我们终于认识到，“资本主义社会必然与市场经济模式相勾连，社会主义社会必然与计划经济模式相勾连”是概念认识的错误；市场经济模式并不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专利，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同属于马克思所说的“人对物的依赖”阶段，二者对市场经济运行模式的选择都具有必然性。市场经济运行模式与社会主义关联更能够发挥市场的优势作用。40年历史实践证明，社会主义市场的积极效应充分显现。市场化的经济哲学本质集中体现在：由市场交换原则产生异质化社会。市场交换最有价值的就是个性存在论的充盈。个性的确立和发展，已成为不可替代、不可复制的历史进化主题。社会要包容不同人的文化和信仰，交换异质性也就是交换个性化的社会关系，交换人的自由意志的对象化存在。随着历史变革实践的深入，市场经济运行模式的特征也逐渐被框定：资源配置方式、经济竞争、价格机制、经济利益最大化原则、法治体系以及政府职能的定位，等等。这种模式的逐步推进实际上形成了市场有机体的骨骼。

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市场化取向给中国带来两个主要变化：一是微观领域的经济发展开始提倡竞争观念。从产品经济过渡到商品经济，生产什么，生产多少，都是由市场说了算。二是现代政府与市场关系的职能定位成为不断趋于合理化和高效率的国家重要改革议题。尤其在党的十九大召开之后，中共中央印发了《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再一次证明了国家在政府和市场关系的深入思考方面更加成熟了，一方面给市场在资源配置上更多的决定权，另一方面在现代政府的权力治理方面推进监管体制改革。当然，社会主义与市场关系问题的讨论是一个常讲常新的话题。今天我们再来讨论它，主要关涉五个方面内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有何异同？为什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比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模式更容易受到议论？社会主义的本质与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相悖吗？社会主义社会应当加快哪些领域的市场化改革？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如何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第三个是货币化。海尔布罗纳和米尔博格在《经济社会的起源》一书中指出，“从中世纪社会转型到市场社会，需要三个深远变化：对孜孜赚钱的新的态度（作为一种合法行为），必须取代中世纪对逐利行为的怀疑态度。货币化网络必须扩张，超出其狭隘的范围，即买卖活动必须控制所有产品的产出，以及几乎所有工作的绩效。必须容许‘需求’和‘供给’的变化取代领主的指令和习俗，由前者而不是后者来指挥经济活动。”我们用40年的时间完成了海尔布罗纳和米尔博格所谓的“深远变化”，货币化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逐渐凸显出来。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由计划配置资源到货币配置资源，从传统的货币观念过渡到现代资本观念，无论在思想上还是实践上都在大踏步地前进。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在建立科学理性的货币观念方面，做出了卓有成效的调控，尽量把作为手段的货币功能与作为目的的追求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目标协调起来。应当看到，货币——这个人类经济活动的“润滑剂”，在现实社会中不断驱动着人的生存欲望、生命冲动，甚至使人执迷和疯狂。货币成为显示着人类社会历史进化与提升的符号，同时也彰显出它给人性的充分发展、人性的异化及其损伤所带来的历史见证。在现代性社会里，货币可以带来人与人关系内在维度的改变。货币幻象的发生，其哲学特征是作为符号的货币被实体化、主体化与神灵化；货币幻象的实质是在观念中用货币来剥夺整个世界的固有价值。因此，马克思对货币拜物教、资本拜物教的忧患与深刻批判，仍具有十分深远的意义。

40年的货币化进程为中国人彻底打开货币观念认识空间提供了重要条件。从国人的货币心理变化透视出，人们从藏货币到银行存货币，再到用货币来投资理财的发展进程。从经济哲学角度分析，表现出人们从对货币的习俗性联想，到对货币的冲动与疯狂，再到对货币的财富效应联想，最后到对货币的符号幻象。

在改革开放40周年的今天，我们要逐个地从经济哲学范畴上来反思和追问中国现代性进程，才能够真正感觉到中国人的生存观念确实发生了深刻改变。观念的改变带来了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十一届三中全会和“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带来的结果是中国真正走向现代化，走进重要的历史发展时期。

（作者单位：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