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暨真理标准讨论二十周年笔谈

作者简介：高放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政治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沈宝祥 中央党校教授 姬金铎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社科部副教授 徐鸿武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 尹凤英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社科部教授

从世界范围看“左”的根源和危害

高放（中国人民大学国际政治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最重大的意义在于冲破了二十多年间“左”的路线和个人崇拜、个人集权、教条主义、封建主义的禁锢，实现了思想大解放，恢复了马克思主义创造性的青春活力，为1978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端正党的路线奠定了思想和理论基础，也为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奠定了思想和理论基础。纠正“左”的错误，这是整个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国家改革历史上具有头等重要意义的大事。这里我想从世界范围来阐述“左”为什么根深蒂固，积重难改，“左”为什么会葬送社会主义。

一、革命家为什么容易犯“左”的错误？

在共产党内，凡是政治理论根底浅、革命意志薄弱的人，容易犯右的错误，即落后于客观形势，过份迁就资产阶级。这种错误，较易克服，因为在党内立场坚定的人占多数，在领导机关中理论水平较高的人一般也占多数。但是无产阶级革命家总希望革命能够早日胜利，能够在自己这一代人手中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因此领导人很容易犯“左”的错误，即对客观形势和主观力量估计过高，急于求成，急躁冒进。即便犯了“左”的错误，还自以为这只是方法问题，而不是立场问题，对其性质、根源和危害往往认识不足；加以党内民主不足，权力过度集中，更使得“左”的错误易犯难改。

从我们的老祖宗马克思、恩格斯起，共产党的领导人经常犯“左”的错误。马克思、恩格斯早在蒸汽化的时代就观察到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科学地论证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必然取代资本主义，这是非常了不起的划时代的新贡献。但是他们认为19世纪就能够实现无产阶级的解放，则是言过其实了。正如后来列宁于1907年所指出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估计革命时机很快到来这一点上，在希望革命（例如1848年德国革命）获得胜利这一点上，在相信德意志‘共和国’很快成立这一点上，有很多错误，常常犯错误。他们在1871年也犯了错误——当时他们一心一意想‘把法国南部发动起来’。”马克思和恩格斯所犯错误的性质就是“左”的错误，不过当时还没有使用“左”这个概念。

左派本来是指无产阶级革命派，右派是指资产阶级反动派或无产阶级政党内部投降派、取消派。左字加上引号，是列宁1918年才开始使用，专指无产阶级队伍中急于求成、急躁冒进的急进派。当时布哈林、拉狄克等人自称左派共产主义者，认为列宁主张同德国签订割地赔款的布列斯特条约，要采取国家资本主义政策，要利用资产阶级的专家等等是右倾错误。列宁于1918年2月21日在《真理报》发表《论革命空谈》一文，把他们自称的“左派”一词加上引号，5月间又发表《论“左派”幼稚性和小资产阶级性》。从此，加引号的“左派”意指极左派、假左派。1920年6月间，列宁的名著《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出版，此书专门批判德、英等国共产党内的急进派。可是，颇为有趣的是，正当列宁批评别国党犯“左派”幼稚病之时，他自己也正患着“左派”幼稚病。这时苏俄正在实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在战争期间被迫采取余粮收集制，实物配给制等措施；列宁却认为可以取消商品、市场、货币，立即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到1920年底战争基本结束之后，列宁重新总结经验，认真纠正过左的错误，转向实行新经济政策，改变为采取粮食税，允许资本主义的商品市场有一定程度的发展，发展国家资本主义，逐步迂回过渡到社会主义。从1921-1929年实行新经济政策这九年，苏共的路线是正确的，可是从1930年起，斯大林又急于求成，急躁冒进：全面向资本主义进攻，搞农业全盘集体化，要在工商农各个领域都消灭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1936年苏联宣布基本上建成了社会主义，1939年又急于要过渡到高级的共产主义。1941-1945年的卫国战争打断了共产主义建设，在战争期间的经济、政治、文化体制以及民族政策，对被俘人员的政策也还打上“左”的印记。战后，1952年，他在最后一部著作《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还阐明了向共产主义过渡的一系列理论和路线问题。对外，斯大林一直也急于实现世界革命。

由上可见，从马克思、恩格斯到列宁、斯大林，都犯过急于求成的“左”的错误。有所不同的是：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晚年对自己的错误都有所认识和改正，而斯大林由于思想僵化并受封建专制主义影响深，至死都不认错，也不接受别人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