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作为一名学哲学的知识分子，南京大学政治系副主任、党总支委员，只能拿起理论武器，1976到1977年我在南京大学学报上连续发表4篇文章，利用马克思主义积极参加揭批“四人帮”的斗争，批判“文革”的错误主张，推动拨乱反正。在南京大学召开的第一次揭批“四人帮”大会上，我第一个发言，后来在江苏省委第一次揭批“四人帮”的万人大会上，我也是第一个发言。

张春桥有一篇文章《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我就写了一篇《评张春桥的〈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发表在南京大学1976年第四期学报上，我认为张春桥的观点是历史唯心论，是一种上层建筑决定论，是极端错误的，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这篇文章发表后不久，“两个凡是”就被提出来了。

1977年2月7日，“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联合发表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提出“两个凡是”的观点。我反复阅读这篇社论，感到“两个凡是”就是这篇社论的主题，没有一点拨乱反正的意思，无产阶级还要继续革命，还要继续进行阶级斗争，继续维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理论路线和政策，所以我不认同这个观点。

“两个凡是”被提出来后从北京传来一个消息，称中宣部规定毛主席圈阅过的文章不能批判，张春桥的那篇文章是经毛主席圈阅的，因此不准批判。

我觉得荒唐而奇怪，张春桥如此荒谬的文章，只因是毛主席圈阅过就不能批判，那我们还能批判什么？

当“两个凡是”的口号提出后，拨乱反正和平反冤假错案就寸步难行，揭批“四人帮”的热潮也突然降温，我认为“两个凡是”是阻碍拨乱反正的主要障碍。“两个凡是”不消除，拨乱反正、建设现代化是没有希望的。当时中国处在这样一个十字路口，面临两种前途、两种命运的斗争，因此我下定决心要批判“两个凡是”。

《中国经济周刊》：当时冲破“两个凡是”的政治束缚是要冒着巨大压力和风险的，您的政治和理论勇气从哪里来？

胡福明：“两个凡是”打的是什么幌子？它打的幌子是维护毛主席，维护毛泽东思想，因此去批判“两个凡是”有人就会给你扣帽子。所以我也很惧怕，我已经当过一次“反革命”了，那次考虑到我的家庭出身好，对我进行了平反。这次是我主动去写文章，如果再给我扣上一顶“现行反革命”的帽子，那我就永世不得翻身了，我也是有家庭的人。

我读了不少古书，明白“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道理，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中国知识分子是有骨气和担当的，特别是在大是大非面前。作为南京大学的一名教师，我对自己的定位就是一名知识分子、一名普通的知识分子，因此我应该有责任和担当，挺身而出批判“两个凡是”的错误思想。

同样，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作为一位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工作者，我的责任就是坚持真理，我有责任为党的事业、为人民的利益服务，为马克思主义真理而斗争，这是我义不容辞的担当。如果看不到“两个凡是”的问题，我不去批驳可以理解，我看到了“两个凡是”的反马克思主义本质、对我国社会前进的阻碍而不去批判和斗争，我就不是一名合格的共产党员。

因此，“两个凡是”违背历史潮流，批判“两个凡是”势在必行，人民早晚要站出来说话，如果当时我不站出来，也会有其他人站出来，事实上当时中央党校已经有同志在撰写类似的文章了，我只是跟上了时代和国家的需要，在一个特殊的时间节点获得了一个机遇，做了一件自己应该做而且也想做的事情，幸好还获得了巨大的反响，推动了历史进步。

陪护妻子住院时写好文章提纲

《中国经济周刊》：这篇文章的具体写作过程是怎样的？

胡福明：1977年7月初，南京那年的夏天闷热难耐，我的妻子因为良性肿瘤住进了当时的工人医院，也就是现在的江苏省人民医院，需要做手术，白天由女儿和儿子轮流陪护，晚上我去陪护，当时一个病房里住了四五名女病人，我不能进房间陪护，也不像现在这样可以请护工，有问题只能找护士帮助解决。我就守候在医院的走廊里，把《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列宁选集》《毛泽东选集》等分批带到医院，借着楼道的灯光，趴在凳子上不停地翻查，把关于真理标准的语录都标出来，一下子查出40多条相关的伟人语录，然后就蹲在凳子上构思文章提纲，当时将标题定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文章分为三大部分。到下半夜我就把两三张凳子拼在一起在上面睡一会儿，醒了再看、再写、再改，一个星期后，我的妻子出院了，文章提纲也写好了。

妻子出院后南京大学也放暑假了，这是“文革”后的第一个假期，我一边陪妻子，一边写作，当时没有电脑，写文章也不太方便，一直写到8月中旬，到8月底我的初稿就写好了，但不知道寄给谁。这时我想起了王强华，他是《光明日报》哲学组组长。

1977年春天，南京理论工作者在当时的江苏省委党校召开理论座谈会，我在这个会上作了唯生产力论的发言。休息时，王强华告诉我，于光远（著名经济学家）跟你的看法是相同的。他向我约稿，但是没有出题目，因此我写完文章后就想到了王强华，把文章寄给了他。

《中国经济周刊》：通读《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可以发现批判的矛头对准林彪的“天才论”“句句是真理”等，通篇不见“两个凡是”，原因是什么？这篇文章的写作构思有何讲究？

胡福明：“两个凡是”是两报一刊社论提出的，批判以后哪家报刊会发表？怎么办？我就想到一个办法，找个替代的批判对象，这个“替身”就是林彪的“天才论”“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我用林彪“天才论”和“句句是真理”来影射“两个凡是”，批判它的唯心主义和个人崇拜，批判它的荒谬和迷信。

马克思主义原理很多，用哪一个观点批判“两个凡是”是个问题。我在阅读《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二条时，突然找到写作的突破口，即批判唯心主义先验论就要运用马克思主义实践论。我认为“两个凡是”否认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点，毛主席的理论、思想、政策、观点是不是正确，也必须经过社会实践的检验。但“两个凡是”的逻辑是什么？它是如何验证和举例的？我认为它的逻辑是这样的：毛主席是天才，毛主席所讲的话句句是真理，不需要经过社会实践检验，毛主席永远不会犯错误，因此要永远地执行和维护。因此“两个凡是”等同于林彪鼓吹的“天才论”“句句是真理”等错误论断，其本质就是唯心主义的先验论。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在头版重要位置以“本报特约评论员”名义刊发《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这篇文章是集体智慧的结晶，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

《中国经济周刊》：您一直强调这篇文章是“集体智慧的结晶”，您为什么这么说？

胡福明：1977年9月初，要开学时我把文章寄给《光明日报》哲学组组长王强华，过了4个多月，直到1978年1月中旬，王强华寄来一份《光明日报》大样，也就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篇文章清样，并附带一封信，称这篇文章你要说什么我们很清楚，文章也肯定要用，但要做点修改，不要使人产生马列主义过时的感觉。我仔细推敲后觉得不存在过时这个问题，做了一点补充后寄了回去。当时都是通过邮局邮寄，没有电脑也没有传真，这样经过了大概五六个来回。

一直到1978年4月下旬，我去参加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召开的全国哲学讨论会，到北京的当天晚上，王强华就把我接到光明日报社，当天参加会议的除了王强华，还有《光明日报》总编辑杨西光、《光明日报》理论部主任马沛文、中央党校教授孙长江，每人手里都有一份《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清样，杨西光说：“这篇文章本来要在《光明日报》4月2日哲学版刊出，我看后感觉这篇文章很重要，在哲学版发表太可惜了，要放在第一版作为重要文章推出，但是要修改，今天请大家来，就是要讨论这篇文章如何修改，请大家提意见。”

大家纷纷提意见，马沛文同志当时提出，可以公开点名批判“两个凡是”。我听后说，恐怕现在不合适。杨西光提了几点意见，主要是文章要讲究战斗性，要更尖锐，同时还要稳妥，不要给人家抓住“小辫子”，让我回去继续修改。

于是我在哲学讨论会期间，白天参加讨论，晚上修改文章，第二天一早《光明日报》的工作人员开车把我修改后的文章拿到报社去，晚上再把重新排版的清样送过来，这样来来回回又修改了四五次。杨西光、马培文、王强华等人花了很大功夫，中央党校孙长江、吴江等人也花了很大力气，所以说这篇文章是集体智慧的结晶，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

与我同来北京开会住在一起的是华南师范学院的黎克明教授，他提醒我说，“老胡啊，你已经卷进中央高层政治斗争里面了，风险很大啊。”我说我心里有数，你是支持我的观点的，我坐牢你要送饭。他说那当然，你坐牢我肯定会送饭。后来他在广东省的一个座谈会上还讲了这件事，并出了一份简报。

《中国经济周刊》：文章的初稿标题中没有“唯一”，后来是如何加上的？署名为何用“本报特约评论员”？

胡福明：我在北京参加哲学讨论会结束后，杨西光把我接到《光明日报》招待所，他当时也刚刚调到光明日报社，也住在这个招待所，因此我与他就文章讨论沟通就更方便了。

杨西光两次来到我的房间看我，他全力支持这篇文章的修改，跟我有过两次谈话。第一次谈话时他说，他原来任复旦大学党委书记，“文革”时期被打倒，“文革”结束后被安排到中央党校学习，胡耀邦同志找他谈话，欲调他到《光明日报》当总编辑，他说胡耀邦交给他一项政治任务，就是改变光明日报社的政治面貌，要将“两个凡是”转到拨乱反正，他指着文章清样说怎么改变啊，就从发表这篇文章开始，推动拨乱反正。我受到很大启发。

第二次谈话是1978年5月1日前两三天，他来看我时说，我跟你商量个事情，文章修改到现在，署名还是胡福明，但发表时不想以你的名义发表，想以“本报特约评论员”名义发表，你看行不行？杨西光当即表示要聘请我为《光明日报》特约评论员。

我立刻表态说当然同意，我是学新闻出身的，胡福明只是一位名不见经传的南大教师，当时没有什么影响力，但如果以《光明日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发表，读者肯定要猜测：“这个人是什么大人物？”影响和作用就完全不同了。我说只要文章能发挥更大的作用，我赞成这种形式。

杨西光还向我透露，这篇文章最后要请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的同志帮助修改，要请胡耀邦同志最后审定发表，先在《理论动态》发表，这是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内部办的一个刊物，逢五逢十出版，只要这个刊物刊发了这篇文章，《光明日报》次日就见报，《光明日报》发表文章当天晚上，新华社向全国发通稿，第二天《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全文转载。这时我才意识到，这已经不是简单发表一篇文章的问题了，《光明日报》之所以要在最后将文章送到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修改，并由当时的中央党校副校长胡耀邦同志拍板，自有其特定的考虑。我当时想，写文章时只是个人考虑，文章发表时已是一个强大的组织行为，要向“两个凡是”发动总攻了。

最后这篇文章由胡耀邦同志审定，1978年5月10日，先在中央党校《理论动态》第60期刊发；5月11日，《光明日报》在头版重要位置“以本报特约评论员”名义刊发。

在《光明日报》发表时的文章题目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唯一”两个字是从毛主席文章中分析出来的。毛主席说，只有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那么这个“只有”“才是”就说明真理标准只有一个。但到底是谁把它加到题目上的，我并不知道。

“文章发表后给我的生活带来巨大变化”

《中国经济周刊》：文章发表后是如何引发真理标准大讨论的？对您个人有何影响？

胡福明：1978年5月11日，文章在《光明日报》发表后，新华社当天向全国发了通稿，《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第二天也转载了，许多省级报纸也进行了转载。

巨大的反响和来自最高层的指责几乎同时产生，参与的人都承受着巨大压力。1978年5月12日晚，曾任《人民日报》总编辑兼新华社社长打电话给时任《人民日报》总编辑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很坏很坏，理论上是荒谬的、错误的，政治上的问题很大，它是“砍旗的”，砍毛泽东思想的旗帜；是“丢刀子的”，反对毛主席的。

党中央分管意识形态工作的副主席汪东兴大发雷霆，批评胡耀邦、杨西光和《光明日报》，说他们犯了严重错误，违背纪律。就这样，刚刚开始的真理标准大讨论一下子又被压下去了。

在此关键时刻，邓小平出来讲话了，他说本来没有注意到这篇文章，文章发表后引起纷纷议论，他拿来看了看，说这篇文章讲得很好嘛，没有错误观点嘛。

罗瑞卿邀请他到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作讲话，来对这个问题进行表态，因为罗瑞卿同志是坚决支持这篇文章的。邓小平同志在1978年6月2日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作了重要讲话，内容是态度鲜明地支持真理标准大讨论，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严厉批评了照抄照传上级指示、文件的“本本主义”，批判了唯书唯上的态度。

从此，真理标准大讨论又重新起来了。在邓小平的领导下，陈云同志也坚决支持真理标准大讨论。真理标准大讨论的规模是全国性的，各省份的主要领导，各大军区的司令员、政委，中央各部门的领导等几乎都发言了，全国广大干部、知识分子，特别是媒体积极投身于真理标准大讨论，报道真理标准大讨论的消息，连工人农民都参加了。所以说，这一次大概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罕见的思想解放运动。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发表后，给我的生活带来巨大变化。1980年春天，南大党委副书记告诉我，胡耀邦同志要我到中宣部工作，组织部调令都下了，可我始终想待在校园。后来江苏省委调我到宣传部工作，我写了封意愿书，提了6条理由，表示愿意留在南京大学。1982年11月我还是被调到江苏省委宣传部任副部长。其实从内心来说，我是一直希望待在大学校园做学问，做一个纯粹的知识分子。如果没有这篇文章，我可能会成为南大的一位教授、博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