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确认识“美学和历史的”批评标准

“美学和历史的”标准是恩格斯提出的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的最高标准。1847年恩格斯在《卡尔·格律恩“从人的观点论歌德”》这篇书评中，首次使用了“美学和历史的观点”这一批评标准，他说，“我们决不是从道德的、党派的观点来责备歌德，而只是从美学和历史的观点来责备他”。时隔十二年后，即1859年，在致拉萨尔的一封信件中，恩格斯进一步明确地指出，美学观点和历史观点是评价作品的“非常高的、即最高的标准”。自此之后，“美学和历史的”标准便成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评价文艺作品的经典论述，吸引着那些对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有着浓厚兴趣的艺术家、理论家、政治家。

文艺实践中的不平衡现象

然而，从创作实践到理论探讨，虽然许多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阐释者对“美学的”和“历史的”这两个标准有过许多研究，但犹如马克思曾经提出了“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的不平衡”现象一样，“美学的”与“历史的”不平衡性在文艺现实实践中也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倘若以“美学和历史的”标准来衡量，即便像莎士比亚、巴尔扎克、歌德、托尔斯泰这样伟大的艺术家也很难同时达到二者完美融合的高度，马克思、恩格斯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此已有论述。例如恩格斯在《诗歌和散文中的德国社会主义》一文中，就分析过歌德“总是面临着这种进退维谷的境地”，并指出歌德在德国文学中的出现是由“历史结构所安排好了的”。这就是说，歌德不能摆脱他已有的“历史结构”这一宿命，但他的诗人的“天才”却可以挽救他，使他创作出一流的作品。这就是 “历史的”与“美学的”矛盾。

这一矛盾还体现在恩格斯对巴尔扎克的评论中。1888年4月初，恩格斯在《致玛·哈克奈斯》的信中，虽然批判“巴尔扎克在政治上是一个正统派；他的伟大的作品是对上流社会必然崩溃的一曲无尽的挽歌；他的全部同情都在注定要灭亡的那个阶级方面”，然而，他同时看到巴尔扎克能“违反他自己的阶级同情和政治偏见”，看到“他心爱的贵族们灭亡的必然性”。而巴尔扎克之所以有这样的能力，恩格斯认为这源于他“是比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一切左拉都要伟大得多的现实主义大师”。显然，对于巴尔扎克而言，虽然他甘愿听命于他所生活其中的“历史结构”，有着自己的“阶级同情”和“政治偏见”，但“现实主义”成全了他，让他战胜了他的“正统派”立场，虽然这种战胜连他自己都始料未及。

“美学的”和“历史的”不平稳发展现象，我们从列宁对托尔斯泰的评价中也可以找到明确的论证。列宁曾在《列夫·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镜子》一文中说，“托尔斯泰的作品、观点、学说、学派中的矛盾的确是显著的。一方面，是一个天才的艺术家，不仅创作了无与伦比的俄国生活的图画，而且创作了世界文学中第一流的作品；另一方面，是一个发狂地信仰基督的地主……”如此等等，列宁列举了托尔斯泰在几个方面所存在的矛盾问题，并在最后总结道：“托尔斯泰处在这样的矛盾中，绝对不能理解工人运动和工人运动在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中所起的作用，而且也绝对不能理解俄国的革命，这是不言而喻的。”这就是托尔斯泰的历史局限，但这丝毫也没有阻碍托尔斯泰成为一位艺术巨匠。从托尔斯泰的矛盾，我们既看到了列宁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坚持，也再一次看到了在艺术实践中“历史的”与“美学的”不平衡关系，以及社会的处境与条件同艺术的追求与创造之间的矛盾。

由以上论述可以看出，用“历史的”与“美学的”这两个标准来评判艺术家的时候，似乎都能发现他们身上所深藏着的两个灵魂，一个是艺术的美学的灵魂，另一个则是社会的历史的灵魂。虽然他们主观上期待这两个灵魂在他们的作品中能得到最完美的共同呈现，但实际的创作却往往让他们失望，这两个灵魂似乎总是很难平衡相处，相携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