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年来，在评议外国史学论著时，常常听到有人说：这个问题在中国学术界还没有人研究过，或者还没有研究到这样的深度，所以这是一个前沿成果。在评议中国史学论著时，又会听到有人说：这个问题在中国的史学界还没有人推进到这个地步，所以这个论著有所创新，体现了前沿水平。笔者不由地产生了一个困惑：学术前沿是按国别、中外这类的地域界线划分和计量的吗？在中国进行外国史研究可以不管不顾世界学术的前沿而自成一个前沿吗？在中国进行本国史的研究，也可以不管不顾世界学术状况而理所当然地自诩为世界前沿了吗？另一方面，我们又很普遍地听到国内学者对国外学者们研究的中国史、外国史或国际史成果盛赞不已，视为学术前沿。笔者当然不认为这些国外对中国的研究都比中国学者的研究好，但笔者认为至少在人们的潜意识中，学术前沿应该是跨越国界的。即是说，无论哪个国家哪个国籍的学者，只要被认为取得了“前沿成果”，就是指其把某项研究在国际学术界推进到比前人更尖端、更精深的境界，而不只是体现了某一国的学术前沿。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讲：学术无国界。

在国际学术界把某项研究推进到新的前沿，其表现是多种多样的。可以包括（但不限于）：提出、解决新问题，运用新方法，发掘新材料，树立新理论、新观点，形成新风气、新学派，开拓新的研究领域，把某个问题的研究推向新“边疆”，推翻、修正、或以更可靠的证据证实已有的假设或成说，等等。总之，只要是为人类不断增长的学术知识大厦增添了自己的一砖一瓦，贡献了与其他人不同的知识，就是对前沿有所推进。是否属于前沿成果，不在于篇幅大小，而在于有无开拓创新。

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也有越来越多的大“工程”、大“项目”。其中有些是对某方面的知识加以重新梳理、总结和再系统化。其成果是否体现了新的前沿？我觉得还是要取决于其内容是否包含了以上所说的某种开拓创新。

至于是否够得上“前沿”？以什么为检验的标志？这可能是个意见不一、甚至众说纷纭的问题。但笔者认为最可靠的标准，还是国内外学术界的同行专家们的公认度。

多年前，笔者曾经发表过一番评论，指出过一些盛行的学术评估标准其实很不科学。⑴今天看来，其中一些基本意思仍然有必要重新提炼和申明一下。

目前广泛采用国外的SSCI、A&HCI等指标体系来评估人文社会科学论文的质量，本意是鼓励大家多用英文去发表，推动学术交流与国际化。这固然不错，但也要看到，这对中国语境下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造成的影响是很复杂的。华语世界本身就很大，全球化又是个多元化的过程，SSCI, A&HCI等指标体系是以英语论文刊物为尊的。中国文化背景下的很多学问、概念、话语，比如“道”、“理”、“性”、“气”、“势”、“场”等，在中文语境下是什么意思？译成英文又是什么意思？能用英文准确表达其内涵吗？此类例子很多。更何况近代中国的很多概念和词汇，是经过日本译成汉字，再传到中国来，在中国语境中又有所调适和变异，或约定俗成了。中外词汇与概念的交汇、对位、变异的过程，至今仍在持续。近代以来，中文词汇所表达的语义、概念，同外文（包括日文）的本意，难免是有些差异的。以中文为母语的学者，虽然经过种种努力，但能出神入化地用某一种外语比自己的母语更精确地表达本意者，毕竟还是很少的。所以我们看到，即使一些在国外留学很久、学问很深的中国学者，仍然更愿意用母语去表达自己的学术思想和成果。人们所尊重的我国前辈学术大师，也多是如此。#p#分页标题#e#

我们可以把在有国际权威声誉的外语刊物上发表文章，当作学术国际化的一项指标，但很难以此作为衡量学术水平高低的一项指标。具体的文章水平高低，还需要由同行专家具体评估，很难视其是在中文还是外文刊物上发表而定。

这种围绕“期刊体系”设定的论文评估体系，包括CSSCI等中文“核心期刊”体系，从文献计量学的角度讲，有其设立的道理，对图书馆选购期刊很有用，因为可以从“被引用率”、“影响因子”等因素看出读者群和影响面的大小。但以所谓的“被引用率”、“影响因子”等来衡量不同论著的学术水平，可以说是很不可靠的。因为读者的多寡不能简单等同于论著水平的深浅。例如，我们非常尊敬的一位学术老前辈，如果用他所专长的某种梵文和吐火罗文等材料写一篇研究佛教经典传播史的论文，那么全世界能读懂这么专深的论文者，大概也就是那么十几个人。但如果他写一篇反思自己亲身遭遇的某段历史磨难的札记，或发一个关于东方传统文化将会在新世纪复兴的预言，那读者就有成百万、上千万，被引用率、影响因子不知比那篇运用古代东方语言材料进行研究而写出的专业论文要大多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