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她到安琪的第二十年。
邓娟娟——安琪集团技术质量部部长，她说：“2006年我到公司，整整二十年了，”她的声音不高，但很稳，“我来就开始做标准化，见证了安琪标准化工作的整个成长。”
二十年前，安琪全公司研究生屈指可数，一位学发酵工程的硕士被直接安排到标准化岗位——这在当时的企业管理逻辑里并不多见。
要么是这家企业“太超前”，要么是他们真的把标准当成了命根子。后来发现，两者都是。
最古老的生产力：“复杂劳动是倍乘的简单劳动”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里解剖过一个核心命题：生产力从何而来？他没有直接写下“标准化”三个字，但他在分析工场手工业向机器大工业的跃迁时，清晰地捕捉到了那个秘密——协作不仅提高了个体生产力，还创造出一种“新的生产力”，即劳动过程的组织化、一致化与可重复化。用今天的话说：标准化，是把个别人数十年才练成的“手艺”，变成人人都能照做的“规矩”，再把规矩铸进流水线，最终让规矩本身成为生产力。
安琪集团总经理肖明华说：“我们真切地感受到了，是先有标准、然后才有产品。”这位在安琪干了三十多年的老安琪人，见证了从2000吨到近50万吨产能的飞跃。他说这话时，语气里没有煽情，像在谈一个常识。
可这个常识，是中国工业走了很多路才真正吃透的。
安琪的前身是1986年成立的宜昌酵母科研基地，一个地方科研事业单位。上世纪90年代，当国内同行还在用手工操作和经验判断时，安琪已经开始引入ISO9000系列标准。随后ISO22000、BRCGS全球食品安全标准A级认证——一项项国际标准被融入公司的血脉：从原料进厂检验到成品出厂放行，从CIP自动清洗程序到发酵工艺参数，每一道工序都被“条文化”“规程化”。
一位老工人说：“以前做酵母靠师傅看，现在靠仪器看、靠规程查。上面写什么我做什么，不会错。师傅只有一个，规矩能传一万个人。”
正是这套“规矩”，让安琪构建起“技术标准—管理标准—工作标准”三位一体的企业标准化体系。不只是产品，装备、工程、流程全部标准化。体系成熟后，形成了一种“可复制、可落地的工厂建设模式”。
二十年里，安琪在国内11个城市和海外3个国家建起35家工厂，其中现代化酵母工厂16个——标准化在快速建设、高效投产、一次性验收达标中发挥了决定性作用。
站在安琪宜昌工厂的中央控制室里，透过玻璃俯瞰发酵车间。巨大的发酵罐排列整齐，管道纵横，屏幕上跳动着温度、pH值、溶氧量等参数——每一秒的数据都与标准比对，任何偏离都会触发警报。
从手工劳作的经验，到钢铁与数据的规则，这是工业化最本质的跃迁。
标准化不是把人变成机器。恰恰相反，它把机器该做的事交给机器，把人从不可控的“手艺依赖”中解放出来，让人可以去思考、去创新、去解决更复杂的问题。
在百年对手的赛道上立起中国标尺
全球酵母行业长期由欧洲企业主导。法国乐斯福成立于1853年，一百七十多年的家底；英联马利、ABF同样动辄百年积淀。而中国酵母工业——严格来说——起步于上世纪80年代，晚了近一百年。
安琪如何选择？他们的打法是：先在国内把“标准”这面旗竖起来。在宜昌、广西、新疆、内蒙古、山东——按照统一标准建成工厂网络，把每一个环节打磨到可复制、可输出。然后，带着这套标准走出国门。
2024年4月，安琪主导提出的《烘焙酵母》国际食品法典标准立项提案，在CCFA第54届大会上获得通过，并决定由中国担任主席国，法国和土耳其任副主席，共同推进起草。这是中国企业主导制定的首个CAC全球性商品标准。用大白话翻译这件事的意义：以前酵母产品进不同国家，得按每个国家的标准单独“办证”，成本高、效率低。CAC标准一旦发布，成员国参照执行，等于拆掉了各国的“技术围墙”。
但这个提案的背后，是一场持续三年的艰辛博弈。
安琪技术专家孙雅芳回忆，欧美国家在酵母行业的话语权根深蒂固。提案初期，有成员国明确表示反对。“他们心里很不情愿。”那种不情愿不是态度上的傲慢，而是根植于百年积累的技术自信——凭什么中国才干了三四十年，就想来定标准？
但安琪并没有退缩，在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的指导和支持下，中国代表团积极争取，线上线下与CAC秘书处、法国、土耳其、日本等多个国家反复沟通协商，从2021年CAC第44届会议上提出立项提案开始，经过CCFA第53届、第54届等多轮会议反复磋商，在2024年4月CCFA第54届成都会议上，标准立项提案终于获得审议通过。
标准制定的过程也不是一帆风顺。因为CAC标准代表了国际社会在食品安全领域的共识，是国际食品贸易中公认的“通用语言”，因此需要所有成员国协商一致才能通过，而各国对酵母的管理方式存在差异，这也导致了这项标准的沟通协商十分艰难。以安琪为代表的中国起草组对标准草案反复网上公开征求意见，多次克服时差在深夜与多国网络会议讨论、会前与各国参会代表一对一沟通协商，以尽量减少标准在审议时的不同意见。尽管工作已经细致入微，但还是遇到了突发情况，在CCFA第55次会议上，加拿大代表团提出应该在标准中明确允许转基因酵母的使用，此意见遭到了多个国家强烈反对，标准被迫暂停审查，退回重新磋商并征求意见。之后又是一年的重新沟通协商，起草组广泛搜集全球各国酵母法规、用充分的科学依据做支撑，说服各国不在标准中统一规定菌种是否允许转基因的问题，由各国自主管理，以求同存异。最终，标准在2026年4月CCFA第56次会议上全票通过，那一刻，中国代表团为成功欢呼，安琪代表更是为此流下了激动的泪水。
问他们，标准化对你们来说意味着什么？
“我们不只是代表安琪，我们代表的是中国酵母行业。”——这句话，成了团队内部心照不宣的信念。
除了CAC标准，安琪还参与制定了全球首个烘焙酵母国际标准ISO 23983:2025，于2025年9月正式发布。安琪代表中国酵母行业在7次标准讨论会上提出19条修改意见，其中13条被采纳。这个采纳率，在国际标准制定中相当罕见。
一位业内专家评价说：“中国标准走向世界，靠的不是口号，是每一场技术委员会会议上扎扎实实的数据和推理。”
用中国规则连接全球餐桌
安琪一路走来，也走过很多弯路。
2009年，安琪牵头制定的《酵母抽提物》国家标准正式发布实施。由于经验不足，2009版标准对酵母抽提物的成分没有过多限制，导致市场上一些企业往产品里添加味精、核苷酸，甚至添加了少量酵母抽提物的香精，也打着“酵母抽提物”的旗号销售。“检测指标符合，但东西已经不是酵母抽提物了，本来酵母抽提物是食品属性的天然增鲜物质，却被部分商家钻了标准的空子，以次充好，导致了劣币驱逐良币。”安琪技术质量部的工作人员说。于是安琪于2013年提出了修订《酵母抽提物》国家标准计划。
修订标准的阻力出乎意料地大。反对者中有国内企业，也有大型跨国外企，他们认为，“现行标准并没有产生食品安全问题，没有修订的必要”“要尊重既成事实，标准修订后会影响市场上已有产品”。
“前前后后开了七八次会。”在一场关键的专家评审会上，中外双方争论相持不下。安琪团队搬出一摞消费者问卷，在此之前，安琪对消费者发放了1000多份问卷，征求消费者对酵母抽提物是否允许添加其他配料的意见，90%的消费者意见都是一致的，要求配料公开透明，不要通过酵母抽提物去添加和隐藏食品添加剂等其他配料。同时，他们拿出搜集的美国、欧盟等主流国家和地区的酵母抽提物的法规和标准，除了允许添加食盐，其他均不允许添加。“我们就坚持一条：酵母抽提物就是酵母抽提物，不能以次充好，要让消费者消费得明明白白。”在丰富的数据支撑下，标准评审专家赞同并通过了修改提议。
从2013年立项到2021年最终发布，这个标准修订历时整整八年。
另一个故事发生在哈萨克斯坦。2002年，哈萨克斯坦的酵母生产商以安琪酵母重金属超标为由，将安琪投诉到了哈萨克斯坦监管部门，安琪酵母产品因此被挡在哈萨克斯坦国门之外。但安琪检测了投诉方的本土酵母产品——重金属含量比安琪的高出十倍。
安琪邀请哈萨克斯坦政府卫生部门和标准机构的官员，到宜昌工厂实地参观。那些官员来的时候带着质疑。他们走进发酵车间，看到全封闭CIP生产线；走进实验室，看到精密的检测仪器；走进档案室，看到每一批产品的检测记录——可追溯、可核查。
带队官员沉默了很久，最后说了一句：“我们没想到你们的工厂是这样的。” 哈萨克斯坦官员站在发酵罐前，仰着头，表情里有一种说不清的东西。那不是惊讶，更像是一种重新审视。
一年后，哈萨克斯坦官方将本国的酵母重金属标准修订至合理水平。安琪恢复了在哈萨克斯坦的市场地位。
《史记》有云：“渊深而鱼生之，山深而兽往之。”标准是什么？是那个“渊”，是那个“山”。把标准做到足够深、足够实，规则自然会向你靠拢。
当世界需要你的数据
安琪的酵母蛋白研发之路，是一场漫长的磨砺。
2016年前后，安琪开始系统布局酵母蛋白。研发团队从菌种选育做起，筛选了数千个菌株，才找到适合工业化提取高纯度蛋白的那几株。接下来是工艺攻关——酶解工艺优化了三年。“光是酶制剂选择上，我们试了有不下20种，废了多少吨酵母乳，已经算不清了。”安琪蛋白质与调味技术中心总经理李库说。
2023年12月，酵母蛋白被国家卫健委正式批准为新食品原料，成为我国微生物领域第一个获批的蛋白原料。2024年7月，由安琪牵头的酵母蛋白行业标准正式实施。2026年6月，由安琪牵头制定的《酵母蛋白及其制品质量通则》国家标准通过审查。
这项技术的意义有多大？一组数据可以说明：1000立方米的大型酵母发酵罐，一年的蛋白产量相当于10到30万亩大豆一年的蛋白产量。全球替代蛋白市场2020年为1300万吨，预计到2035年将达9700万吨，其中微生物蛋白将占22.7%。安琪的酵母蛋白，正处在这个赛道的起跑线上。
更重要的是环保价值。联合国环境署的一份报告指出，微生物发酵单位蛋白的碳排放和土地占用，远远低于畜牧业。在国家“双碳”战略下，酵母蛋白从一个企业的产品，变成了服务社会的一个选项。
肖明华提到一个细节：美国人主动找到安琪，邀请他们参与制定美国食品化学法典（FCC）中的酵母蛋白标准。“他们是在我们官网留的言，通过翻译软件翻译成中文发过来的。”邓娟娟补充说。
为什么美国会主动找他们？因为安琪的技术走在了前面。他们需要安琪的数据。
安琪的标准输出模式，被他们自己总结为“四步走”：海外投资建厂——标准移植——标准备案——联合修订。
在埃及，他们推动GB/T 23530-2009《酵母抽提物》在埃及标准与质量组织备案并获官方采信，成为当地事实性标准。在俄罗斯，他们推动中国酵母活力检测方法标准在当地监管部门备案，并联合当地企业完成了俄罗斯酵母国家标准的修订。
这就是标准共建。每次输出，安琪都会派技术团队在当地驻守三到六个月，并安排外籍员工到中国工厂学习，手把手培训员工，帮助当地建立符合中国标准但又适配本地条件的生产和检测体系。员工本土化率超过95%。
安琪做的这些事，不只是企业的成绩，是湖北的成绩，也是中国制造业的成绩。
四十年的标准化之路，安琪从鄂西一座小城的科研基地，成长为全球酵母产业的核心参与者。截至目前，安琪主持或参与制修订国家标准55项、行业标准71项，发布酵母产品国家标准外文版3项，推动制定国际标准3项。国内市场占有率55%，全球市场占有率超过20%，产品出口170多个国家和地区。
这些数字背后，是一条清晰的路径：从引进国际标准、参与国内制定，到主导国家行业标准、推动中国标准海外落地，再到牵头国际标准研制——跟跑、并跑、领跑。
邓娟娟在笔记本上写了一句话：“酵母通全球，标准联世界。”
安琪用二十年证明了一件事：当一家企业真正把标准当成核心竞争力来打磨，它不仅能走出去，还能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路。
这条路还很长。但方向，已经对了。
——详见《中国标准化》2026年7月下半月刊
编辑：刘宪银 审核：张海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