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司法正义的三个标准
正义是社会秩序的压舱石，司法作为社会正义的最后防线，在传统的国家治理中具有减压阀的作用，任何理性的统治者皆不敢等闲视之。清代作为传统中国法的集大成者，在历史积淀中继往拓新，形成了独特的司法正义标准。
司法正义的形式要件是情法合符
在清代的司法裁判中，情法合符是正义实现最基本的形式要件，其实质是寻求事实与法律的完全对应关系。虽然就一般经验而言，司法裁判就是使事实与法律对号入座的过程，但是，由于清代立法思维的线性化，这个过程显得尤具直观性。清代法律渊源的主体是律和例，律是纲目，例则是对律的具体化。因为在司法过程中过分追求情法合符的吻合性，在有例则不用律的原则下，例就会不可遏止地进行同质性分化，在时间、空间、数量、主体、手段等方面不断追求精细化，以无止境地追求情法合符的精细度。
在时间上，如白昼抢夺、夜无故入人之家、强盗五更早起在路等，皆构成独立罪名。这就使本属同类的罪名不断分化，且在理论上无限可分。在空间上，同一强盗行为，黔楚两省为盗、江洋为盗分别成罪；同一科敛行为，云贵两广、苗蛮黎僮等地，各有专条。在数量上，如监守自盗，一两直至四十两，数差至纤至悉，皆有定规；同为杀人，杀一家三人，则独立成罪。在主体上，同样是殴打伤人，却有殴伤业师、奴婢殴家长、妻妾殴夫、同姓亲属相殴、殴祖父母父母、殴妻前夫之子、妻妾殴故夫父母、良贱相殴等各种独立罪名。同一行为与差序主体进行不同的排列组合，交织出错综复杂的罪名谱系，令人叹为观止。在犯罪手段上也是如此，同一谋杀行为，就有造畜蛊毒杀人、采生折割人、屏去人服食等各种类别。
清代的立法模式，使每一个具体罪名的刑罚皆连带地量化确定，形成了罪刑一体化的规则构造。也就是说，罪名确定即意味着刑罚确定，其间没有幅度和弹性，排除了法官在量刑时自由裁量的可能性。因此，清代司法裁判的主题就是在精细化的规则中寻求最恰当的罪名。虽然这种模式难免刻板化的形式主义，也极易造成事实与法律的供需矛盾，但是，精细化的立法对统一裁判和控制法官滥权还是卓有成效的。如果对这些经验进行去芜取精和理论建构，对于重新认识中华法系的当代意义，不无裨益。
司法正义是实现当时实质公平
清代司法裁判的理想目标是天理国法人情的完美融贯。换言之，司法正义的实现，除了要满足其形式要件外，还须达到实质要件，实现实质正义。因此，如果依法裁判会造成实质的不公平，形式要件即有可能让位于实质要件。这就要求在司法裁判中运用个案衡平的原则和技术，充分考量情理因素，实行法律上的变通，以寻求具体正义或个案正义。从立法上看，清代的律是大经大法，不断增加的例是律的连续具体化和变通，这本身即体现了具体正义的原则。在司法过程中也是如此，如果没有合适的律例，则选用相近的律例或判例进行统筹考量，再予以裁判。
如果不仔细体会清代的立法模式，我们或许以为上述变通违反了罪刑法定的原则。实际上，这是因为清代法律的过度精细化并且缺乏弹性，使之适用范围窄化所导致的必然现象。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就是违反正义，在多数情况下反而恰恰实现了正义。因为此种法律模式不作如此变通，即便是自然犯罪也无法确定对应的法条而受到应有的惩罚，这显然违反常理中的公平。因此，在此情况下要求实质公平，个案衡平是最合理的选择。此外，在法律并不缺失但存在缺陷的情况下，如果依法裁判会有违实质公平或者达不到理想的社会效果，也会进行准情酌理。例如对家族争产案件，理想的裁判并不是要在权利上分清是非，而是运用亲情、伦理等进行处置，使当事者各自让步，让亲情关系复位。
家事等民事案件可以个案衡平，刑事案件也不例外。例如嘉庆年间的一起案件，本夫纵妻与人通奸，并听从奸夫行窃，窃案败露后，奸夫谋死本夫之母以图搪抵。奸夫罪属谋杀，没有疑义，问题是本夫如何定罪。因法无专条，刑部遂依照与本案情罪相仿的判例，将本夫拟判绞立决。但是，嘉庆认为：本案中本夫之母参与纵奸图利和窝赃，本有应得之罪，遂将本夫减判为绞监候。这种个案斟酌，虽有因案立法之嫌，但是在传统中国，实质公平更为重要，其结果显然更符合当时的观念。道光年间的一起案件更能体现这种衡平的精细度：本夫因撞遇其妻钟黎氏被奸夫拐逃，羞愤自尽。广东巡抚援引同类判例，以其未与奸夫通奸、与因奸致夫自尽者不同，将钟黎氏拟减为流罪，但是，刑部不以为然。因为在所引判例中，本夫之死已有奸夫抵命，如果将钟黎氏判为流罪，则其夫别无抵命之人。也就是说，判例是经过生命折抵、换算后的衡平，本案也应如此折算，即应判钟黎氏死刑。一命一抵是传统中国普遍接受的观念，因此这种衡平是符合当时价值观的，也容易被普遍接受。#p#分页标题#e#
当然，每个时代实质公平的标准并不相同，上述案件特别是后述两案，在今天看来是不公平的，既违反抽象正义，也不合具体正义。对传统法律的价值，我们应当注意到其中的时代差价，而不是刻板地套用这些经验。实际上，更值得重视的是出于对实质公平的追求而考量个案衡平的思维方式。
司法正义的根本目的是道德实现
法律无论良窳，皆须以一定的道德为基础，道德既是法律的母体，也是法律的最终目的，也即是，“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传统中国道德的核心是忠和孝，分别指向政治道德与家庭道德，在家国一体的政治结构中，此两者是至关重要的两极，规制着法律的基本内容和走向。清代是传统中国道德的继承者与实践者，其司法正义的根本目的当然也是为了保障忠孝道德的实现。
纵观清代法典，维护忠诚的规则是其重中之重。同理，在司法过程中，保障忠诚的价值也是首要法则。这在皇权时代是不容置疑的原则，毋须赘言。至于孝之道德，在“求忠臣于孝子之门”的政治哲学中，忠孝本为一体。因此，历来的统治者对孝之强调是不遗余力的。因为孝接近百姓日常伦理，故而此类案件极其常见，在司法裁判中也因需要个案衡平而颇多争议。
例如道光年间的一起案件：有一奸生之子因杀人被判绞刑，此时其母已年过七十，并且无人奉养。在此种情况下，犯人一般可以申请留养，即在将其母养老送终后再来执行，其结果往往会减等处理。但是，此案犯人因系奸生子，法无明文，判例也不统一。如何裁判，是个问题。本案问题的实质是两种价值观的冲突问题，即妇女的忠贞与子女的孝顺，何者更值得法律保护。刑部认为：妇女因奸生子，固属罪有应得，然子无绝母之理，也就是说，孝更重要，应当准予留养。在传统中国的司法裁判中，有很多为孝子屈法的名案，也是追求道德原则的反映。不过，由于传统道德在具体内容本身存在着非正义的一面，为维护孝之伦理，有些案件的裁判几乎是匪夷所思甚至非道德的。如嘉庆年间，窦瑛听从母亲老刘氏一起投河自尽，结果其本人被救得生而其母丧命，此种情况，律例并无明文，也无相应的判例，但是，因案关伦纪，刑部还是牵强地进行比附论罪，将窦瑛拟判为斩立决。
从清代对司法正义的追求来看，一般案件，正义体现为情法相符，如果依法裁判违反实质公平，则需要考量情理进行个案衡平，就其本质而言，司法裁判的终极目的皆是为了追求道德的实现。只不过，我们今天思考道德实现的司法目的，需要理解道德的时代性，以发扬社会主义的新道德，真正做到法安天下，德润人心。
（作者单位：南京工业大学法学院）
